江山笑1.司马迁：发现之旅 司马迁, 读书人, 太史公, 卧龙岗, 史记

天保

司马迁：发现之旅


　　一


　　清末左宗棠题卧龙岗“诸葛草庐”有联：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
　　“文能安邦，武定天下”，这基本囊括了读书人的古老理想。在左宗棠的眼里，诸葛孔明符合“武”的榜样，文章方面则属意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了。
　　司马相如擅赋，就如他擅琴一样行云流水。司马迁一生的成就，便是绝唱于《史记》。
　　眉山苏辙提醒学者注意司马迁的文风，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与韩太尉书》）。
　　奇气，字典的解释是“不平凡的气势或气象”。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像《左传》、《国语》之属，想是烂熟于胸了。之后拜师博士孔安国门下。孔安国，孔子的嫡传子孙，古文《尚书》的开山始祖。先生都历害成这样了，学生岂好意思学坏？二十岁上，司马迁始游历天下，胸中本已停蓄的学问，遂与河山之胜、豪俊之交与前贤往事相激荡，就如酒的发酵，奇妙就这样发生了。
　　画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鄄指山东鄄城，鄂指湖北鄂州，这里指代佳山水。书读得多，走过的地方又多，这样那样的人啊事啊岩穴幽隐啊惊世骇俗啊，齐聚心头眼底，外加一点点盐样的悟性，到头来自然画也天成，文也天成，一切都那么鬼斧神工，妙手偶得。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岂是闭在书斋里造得出来的？
　　二十岁，古称“弱冠之年”，表示到了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年龄了。司马谈在这一年将儿子司马迁赶出家门，扔给无人照看的世界，想是放手让他自去成长吧。
　　况且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又有志撰一部“史记”。而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职责所在，无法随意来去，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极有可能衔父命，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有针对性地去收集一些资料。同时亦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探访硕儒，拜师学艺。
　　王国维称之为“宦学”。


　　二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某个良辰吉日，二十岁的司马迁，搭拉着脸，小声嘟囔着，很不情愿地跨出家门，自是之后把自己交给了陌生与恐惧，对抗与接纳，成熟与成长。至元朔五年（前124），结束行程，出仕为“郎中”，整个行期大约两年。
　　从长安启程，春妆如浓，天地明净。司马迁有点兴奋有点担忧，就像刚把翅膀变硬的雏燕，试试探探来到天空一样。而第一次跟他出远门，书童没心没肺地跑得欢天喜地，全然顾不得去伺察司马迁的颜色。
　　蓝田日暖在很久以前就出名了。
　　远望秦岭之巅，积雪似乎还未褪尽。
　　这些风景平日的脚力就可以抵达，但一出秦岭之峣关，一切就充满着变数。虽然诸如商洛地区、武关这些地名，司马迁并不陌生，就如不陌生星星一样。但那只是简册上的遥望，江山晨夕究竟比受到严格束缚的文字，灵动飞扬，态度无定。
　　商洛地区在今陕西省东南部，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这里曾经是历史起重机——商鞅的封地。战国时期无数次针对秦的拉锯战，就发生在这里。
　　商山又因为隐居其间的四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帮太子刘盈巩固了太子之位，而颇得“高峻”、“高洁”之名。其实商山的海拔并不高，林木也并不那么密，司马迁最终人亦不能确肯哪处草庐曾属于“商山四皓”。“时间过得太久了，我们也不敢肯定。”山中人说。
　　面对山路、新芽与清新的空气，司马迁忽然明白了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用意。
　　然后下山，生机谙然的商洛地区此刻就在他的脚下：视野有多远土地就有多远；春耕的人吆喝着，赶路的人沉默着。
　　司马迁发现那分明就是壁垒的遗址，遂用脚尖踢了踢，干燥的泥土松散开，真是好运气，一截箭簇露了出来。
　　“武器？哪朝哪代的？”书童无事不惊奇。
　　司马迁没有回答，他回首望长安：“武关—峣关—蓝田”，当年正是刘邦进军关中的路线。蓝田一战，彻底解除秦人的武装，秦王子婴只得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出降。
　　得之艰难，奋六世之余烈；失之容易，也就二三人的倒腾。曾经狮子一样刚猛用狠的秦帝国，到头来一把鼻涕一样，说甩就让人给甩了。
　　历史的匆忙和循环就在这里了：一境之遥的武关（陕西丹凤），却又见证了秦国的强大与力量。秦昭襄王玩弄楚怀王，就如板走泥丸。那个可怜可叹又可气的楚怀王，就是在这里受骗被俘，最后客死异乡的。
　　当楚怀王冰冷的遗体，穿过武关，南运回国的时候，生性桀傲的楚人吼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实际上刘邦亦是楚人，只不过项羽血统高贵，刘邦出身草莽而矣。
　　站在似乎还很雄伟的武关城头，年轻的司马迁发现，宜人的景色及其他，他开始有点着迷了。


三


　　从武关东出，即进入故楚国的地界。
　　司马迁继续他的行程，经析县、南阳，在邓县附近渡汉水，过鄢城，始抵南郡。
　　“南阳－邓县－鄢城－南郡”一线，当年是名将白起攻击楚国的进军路线。看来司马迁此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深刻地反映在了后来的《史记》里：他写军事地理，如何行军打仗，哪城哪寨，明明白白，如在指掌。
　　南阳郡郡治在宛城，今南阳市，上文提到的“诸葛草庐”即在这里。南阳本为“夏人”的居住地，民风朴素，“犹有先王之遗风”。至秦末世，迁奸滑不轨之民于南阳，遂“俗杂好事”，民间融入了打抱不平、好逞意气的“任侠”因素。
　　得益于四通八达的地理区位，司马迁发现，宛城人流物流相当繁荣，经济发达，“亦一都会也”，人民多从事商贾贸易。然而也正是这个缘故，战国时期，宛城成为秦、楚争锋的前哨。对于楚国来说，宛城一旦丢失，秦军兵锋瞬时便可透过铜柏山区，直接威胁无险可守的郢都。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公元前278年，白起很是不客气地那样做了：一举荡平楚国苦心经营四百多年之久的都城。
　　也就在这一年，一个伟大而悲壮的灵魂，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汩罗江里。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用龙舟竞渡来表达对这位忠臣的敬意与挽留。是的，他就是屈原。
　　司马迁此刻就身在江陵（南郡郡治所在地），故郢都也。他去了楚人的民间：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强悍轻捷），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也提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民风普遍彪悍不怕死。不独“西楚”，“南楚”和“东楚”亦然也。
　　比如樊哙，“西楚”沛人，刘邦的同乡，很是不怕死的一个人。刘邦身危“鸿门宴”，他“直撞入”，觑着眼在项羽面前喝酒吃肉，还放言：“死且不辞，岂卮酒乎？”建国后，刘邦一次生病，一连十余日谁也不见，谁也不敢去见。又是他，“排闼直入，大臣随之。”
　　灌婴，“西楚”雎阳人，打起战来那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叫做“战疾力”。
　　季布，“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
　　还有那个著名的亚父范增，“东楚”居鄛人。脾气跟他所学的长短术一样，忽阴忽睛的爆，乃至被生生气死。

　四


　　南渡长江，越云梦泽，前面就是洞庭湖。
　　舟济长江时，司马迁不由得大口惊叹，人间世竟有如此奔放的场景：狂澜惊波，水天空阔。一颗年轻的心也跟着豪迈起来，几乎不能等待，立马就要动手去干一番大事业。至于什么事业不重要，只要如万顷波涛一样轰轰烈烈。
　　与奔腾的长江不同，云梦泽精致得像一个盛装的婢女，脾气那么好，脸上的笑容浅浅的，却又那么不可捉摸。北宋有个文人叫马存，他认为《史记》文风中的“停蓄而渊深”，便是从“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无边无底)”的云梦泽学来的。此外，从江淮学得“奔放”、从“春妆如浓，秋饰如薄”学得“妍媚”、从千兵万马之古战场学得“猛健”、从“悬空栈道”学得“峻拔”、从“齐鲁旧都”学得“温雅”。
　　凡此种种，虽然花哨，倒也不离这样的事实：师法自然。
　　在洞庭湖畔，这个年轻人情不自禁地要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伤感起来，仿佛谁动了他的心弦。
　　相传舜帝南征“三苗”，崩于苍梧之野。其妻娥皇、女英，闻知噩耗，泪洒湘山，是为斑竹；投水而死，是为湘君。苍梧山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与广东连县之间。
　　“竹上犹斑斑”，他指给书童看。于是，“其文感愤而伤激”。
　　站在湘山之巅，司马迁遥望九疑山，很想去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看看。不难理解司马迁的冲动，其师孔安国是研究《尚书》的专家，而《尚书》开篇便是“尧典”（从尧时代开始记载），而且尧、舜、禹时代是儒家理想中的清明世界。
　　只是此时的九疑山一带，尚处赵氏南越王朝的控制之下，一时无法直达，故只得“窥”之了。于此，司马迁又发了一通感慨：“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史记·五帝本纪》）。”
　　之后，司马迁乘船溯湘水而上，抵罗县，弃船登岸，寻觅屈原殉难处：汩罗水（汩罗县境内）。
　　昔人已逝，蒹葭苍苍。野渡无人，渔舟倒是有的。你瞧，波光粼粼处，那个撒网的渔翁，那个转身一甩的动作，当和几百年前对话屈原的“渔父”没什么区别吧？因忆及早年读过的《离骚》与《天问》，“这是怎样一个人物呢（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在心里想。逡巡汩罗江滨，他好奇地模仿“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屈原，“披发行吟”，第一次，他要为人生感到焦虑：
　　以屈原的学问，天下之大，非要这样吗（指怀石自沉）？
　　这个问题很大，大得足像一轮宁静的明月，猛得让他觉察生活原来如此有份量。
　　带着这个问题，司马迁来到了长沙国的国都——临湘（长沙），又遇到了一位才高八斗却又命比纸薄的人物，贾宜。他的心思又要被这位才子的《服鸟赋》搅乱：“上德之人无所牵累，知道天命而不生忧愁；死生祸福，原属小事，又何足挂怀呢（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站在屈原的立场，忠心自矢，屈大夫无疑上德之人。问题是，这样一来，不就意味着是在指责这样一群卓越的人物么：周游天下，奋智列国，发誓为建立未来新世界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比如商鞅。
　　在司马迁看来，贾宜似乎很超脱：把死生同等看待，把荣辱得失看得很轻。年轻的司马迁承认，他糊涂了：爽然自失。一时无法拿定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后来有了那段著名而痛苦的经历，他在《季布栾布列传》中继续对这个问题作出探讨：
　　“以项羽那种气慨，季布靠勇敢扬名楚地，冲锋陷阵，斩将搴旗，可谓壮士。然而一旦遭受刑罚，宁愿给人做奴仆也不肯去死，多么卑下啊。他一定是自负其才，这才甘受屈辱而不以为耻，以期有朝一日发挥他未曾施展的才干，故终为汉名将。（由此来看，只有）贤能的人才真正懂得‘死’，至于奴婢、姬妾之人因一时感愤而自杀，算不得勇，不过是再无别的办法可想，不得不如此而矣。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这是他晓得要死得其所，并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鲁迅评价《史记》“无韵之《离骚》”，概指此也。


五


　　从临湘到庐山，这是一段比较愉快的旅程。因为江淮地区河网密布，乘舟扬帆，既便利，又舒畅。
　　庐山景秀让这位青年才俊流连忘返，更深的原因很可能跟禹的足迹有关，《夏本纪》载：“（大禹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司马迁接着就去参观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充满*****的蠡彭湖亦尽收眼底。
　　据说大禹死后葬在会稽山。于是司马迁乘舟顺浙江水东下，抵钱塘县（杭州）。由此渡钱塘江，南登会稽山，探访大禹会集天下诸侯、计功封爵的遗迹。
　　会稽山麓至今尚存大禹陵墓，那个时代称为“禹穴”。据学者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的作者）讲，司马迁“探禹穴”，盖以先圣所葬处有古册文，故探窥之。至于他是否有惊人的发现，史无明言。
　　会稽山还有一处著名的景观——“会稽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上会稽……立石颂秦德”，由丞相李斯亲以钦定的小篆撰写。碑文要求“人人遵守法度，家家修睦安好，天下顺从王令（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可是回銮途中，秦始皇病死沙丘，就是这个李斯，率先不尊法度、不顺王命，掀起“沙丘之变”。一代帝国在他手上，就如青瓷一样碎了。人真是难说。
　　从会稽山返回钱塘县，司马迁始北游邹鲁。
　　傍海北行，抵达会稽郡郡治所在地——吴县（苏州）。
　　吴县自古好地方，春秋战国时期称姑苏，曾是吴国的首都。笛曲《姑苏行》，即使最外行的竹笛也都轻松明快，所有的杏花江南都在里面了，包括吴王夫差消磨意志之姑苏台，范蠡携西施泛舟离去之五湖（太湖），以及“江山晨夕，态度无定”。
　　司马迁登姑苏台，要看的很多。
　　姑苏虽吴侬软语的清和优雅，但其俗“清刻”，郑振铎在《苏州赞歌》中就指出：“‘吴侬软语’的苏州人民，看起来好像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项羽和叔父项梁就是在这里起事的。曾经麾下的八千江东子弟，或也如今天这样，隐在街肆里的平常人家，燕语莺声的，细腻柔长。可是当年的项羽，却带领这样的人家，渡江北上，生生打出一番傲人的事业。只是项羽嗜味刚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结果“五年卒亡其国”，这是颇值得反思的。
　　值得反思的还有春申君，于国势日颓之际，衔命在姑苏大兴土作，以为楚国退保之准备。百年过去，这些壮观到令人惊诧的建筑，竟还奇迹般地矗立着，楼台殿宇，古意斑驳，显得那么无罪。司马迁徜徉其间：“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国家如彼，宫殿却如此，岂能言智？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篇末，并未明言的历史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期的司马迁，随着阅历，目光日趋犀利。
　六


　　吴县向北，司马迁行至丹徒，渡长江，过广陵，循邗沟运河而抵淮阴。
　　遥想当年，项羽大体亦是沿这条路线率部北上，挺进中原的。自恃武功强大的项羽，高头大马过淮阴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块神奇的地方上，竟出了一位日后令他玉石俱焚的人物：淮阴侯韩信。
　　勿庸质疑，司马迁亦是有英雄情结的，他试图解开韩信谜一样的人生。那个毁了盖世英雄的一生的英雄，是怎样一个英雄呢？那个口口声声宣称，帐下兵马多多益善的人物，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在淮阴，司马迁似乎找到了蛛丝马迹：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按好心人的指点，司马迁翻山越岭，来到那个墓坪。背后靠山，前有案山，中间明堂仿佛一泄千里的敞亮。司马迁暗自惊叹：胸藏万壑，果然不虚也。
　　乡老神神秘秘地告诉他，韩信打小志趣就与别人不同，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而他宁受胯下之辱，也不逞匹夫之勇（不作无谓的牺牲）。这十分契合司马迁的价值观，所以毫不奇怪，于《淮阴侯列传》，我们会读到深切地同情与惋惜。
　　司马迁到达鲁县之前，考察了秦始皇封禅泰山之故事。
　　鲁县即今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儒学大本营。作为有明显儒家倾向的青年才俊，司马迁一路风尘来到曲阜，等于鹰归山林，鱼潜汪洋，那是“认宗归祖”了。于是这位朝圣者，“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
　　司马迁每到一地，风教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上文提到的“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下文将要提到的齐鲁风气。所以然者，按清初顾炎武的说法就是：“论世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日知录》卷十三）。”
　　这时节，如果司马迁手上有一把木铎的话，便极似古时游走四方的采风官。他发现，邹鲁“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齪齪（谨小慎微）。”连说话都细声细气，仿佛担心惊着对方似的。那里“地小人众”，人们主要从事“桑麻之业”，并无山林、水泽之类的副业收入，故崇尚节俭。当然，也有怕穷的人，一反常态，“好贾趋利”，斤斤计较，比他处更甚。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地与邹鲁是完全不同的二个世界。“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可能是没有生活压力的缘故，齐人多豪放，大大咧咧，小节不苟。漫步市廛，基本见不到因琐事而红脸动粗的人。然而一但事关正能量，却又能奋袖出臂，当仁不让（怯於众鬭，勇於持刺），司马迁深许为有大国风范。
　　在曲阜不短的时间里，司马迁先后参拜了孔子庙堂，瞻仰了孔庙车服礼器，又考察了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活动。
　　“以时习礼其家”是说，诸儒士在家庙里依时演习“礼”。这一“时”字重要之极，它代表了由此上溯历代儒者，一以贯之地坚守正道的持久恒心与惊人毅力。正是这些儒生咬紧牙关、坚定不移的绍续前贤，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焚书之时，“黄老之治”之际，不离不弃，不疑不叛，方保证了孔氏遗风的源远流长，不至中道崩灭。
　　司马迁后来在《孔子世家》中说道：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