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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中美教育的差异,及中国夸耀背后的真相


  



 一、为谁而学
美国教育告诉学生学习是自己的事,让学生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而中国的教育总是要事先给学生做出细致繁琐的各种规定,该学什么,学多少,什么时候学,该怎么学等等,中国的学生视学习为功利,因而习惯于应付,学习是家长、老师的事情,是为升官发财找工作而学,学得被动、教条、无奈。
  二、育人目标:

  美国不太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极其看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因而才会有美国白领不会算10减6等于几貌似“可笑”的事情发生,他们觉得要趁孩子年龄小时抓紧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中国教育特别重视所谓的 “双基”,重在练“基本功”,不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美国的学生低分高能,中国的学生高分低能。因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不愿意****中国学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是培养知识的奴仆,而不是在“育人”。

  三、课堂: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启发,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中国的课堂要举手发言,美国的课堂鼓励自由发言。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表扬。中国的课堂讲纪律,美国的课堂讲人权。

  四、师生关系:

  在中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刚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高在上,而在美国教授也没有什么权威可谈的。美国人不承认权威。中国孩子盲目崇拜老师,觉得老师总是对的,中国的老师喜欢保持威严,不苟言笑,美国老师很喜欢和小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五、考试制度: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中国,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试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补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班级人数:

  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超过45人,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人数平均60人之多,法律并不能约束什么。而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于违反教育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七、时间:

  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8个月是上课时间,每天11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间。美国学生每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上学时间短、课业负担少,这是让孩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时间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时间。

  八、成绩单: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师给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绩。在中国,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教师的考核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率。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下长达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九、教材:

  美国的教材浅显,对孩子没有严格的要求,特别是数学,导致许多的成年人离开计算机对数字就没了概念,连日常生活的计算都成了难题,看之非常可笑,但是他们注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的教材一味的强调夯实基础,才导致机械重复的作业一堆堆,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有一批的高分低能的人才。

  十、课外生活:

  中国一般不太允许小孩参加真正的社会活动。但在美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门就开始真正参与社会活动了。美国的课外活动是学生自发参与,经费也是大家共同出资、共同寻求赞助。比如,8岁的孩子会帮人家清洗洗衣机,一次8美元,为别人演奏等等,把赚到的钱拿来搞活动。当然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赚钱,也有很多是打义工的。美国让小孩接触社会环境的方式非常多,他们认为教育即生活。





* 教室拥挤、贿赂泛滥,中国的教育体制并非共产主义天堂
* 在任何一所好学校里,所有孩子都来自富裕家庭
就在两年前发布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上海高中生的数学、理科和阅读成绩在世界各中学里排名第一。一些美国人将之视作和当年苏联发射首枚人造卫星一样重大的时刻——它如一个警钟,敲打着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么更好地教育年轻人,要么被中国人超越。今年三月,中国领导层宣布,在过去的五年,国家教育经费合计为7万7千9百亿,(折合美元1万2千6百亿),达到了占GDP总量4%的目标。前任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外出发表讲话时说,“我国的教育质量水平得到了综合提升。”
事实上,不同的中国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千差万别。家长常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而金额要看他们住在何地,以及对择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中国致力于实行“国家统一实施”“不收学费、杂费”的义务教育体制,但北京理工大学的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称,一些农村家庭仍要咬牙交出一半的微薄收入以支付学费,才能让孩子们坐在挤满近130名学生的教室里念书。杨还补充,为了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城市家长要支付近一万美元给中间人。



1994年,中央政府决定让地方上交大部分税收,这使得贫困城市更难制定出像样的教育预算。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每个中学生的教育花费大约为20,023元,贵州这样的贫困省为3,204元,两者相差六倍之多。去年,湖北省某贫困地区的学生们被要求自带课桌上课,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中国人将愤怒发泄到官员上。“这让政府蒙羞。”——新浪微博的一名网友如是写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驻中国办事处儿童社会政策处处长毕儒博( Bill Bikales) 说:“二十年前,当中国实行财政再集中政策时,他们还未真正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贫穷和富裕地区的社会服务领域会出现巨大鸿沟。”
为了应对城市化导致的农村儿童减少,国家提倡合并农村学校,而这使得农村学校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关闭的学校多过日益减少的入学数量。杨东平说,1997年,中国有630,000所小学,2011年降至254,000所,而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则在上升。平均说来,现在的农村小学离学生家有五公里以上,孩子们不得不在危险的乡间小道上长途跋涉。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中国项目协调员廖冉(音译,Liao Ran)说,农村家庭每年花费近2,000元在教育上,一部分包括上涨的交通费用或寄宿学生的住宿费。为了让座位接近讲台,家长每月还要支付300元。杨东平称,几年前,低龄学生几乎都会去学校上学,但如今每年有近900,000的六至八岁儿童退学。



  
据估计,中国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儿童有两千万,而他们正面临着各种挑战。由于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口,从而无法让孩子进入城市学校,他们只好将孩子送至教学质量更差的私立学校。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必须回到家乡上高中以及参加高考。
占海特(音译,Zhan Haite)今年十五岁,父母从相对贫困的江西省来到广东珠海打工时生下了她。张海特五岁时随家人到了上海,如今她的父亲以安装手机为业。在城市读了小学和初中后,她不被允许进入高中,因为她的户籍仍在江西。去年,她发起了网络活动,呼吁改变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限制,并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农民工孩子必须去农村学习,我希望能结束这个悲剧。”
“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加强体制规划,协调各方利益,稳步、有序前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尹后庆在邮件中写到,“我们必须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利益,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即便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为了进入所谓的重点学校,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五十年代,政府官员把资源重点分配给这些学校,以培养能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的专业人才。尽管1986年的法律已要求杜绝精英主义,杨东平说,父母们支付中介费,为学校赞助200,000到800,000元,以求进入最吃香的院系。“教育腐败已经十分猖獗了,”透明国际的廖冉说。
“在中国,你本能够享受免费教育。但在每个好学校,所有学生都来自家底厚、人脉广的家庭,”郭静说,她今年38岁,在08年的时候费力让女儿进入了重点学校,“好的人脉关系全靠花钱。”她付给中间人20,000元以得到北京重点学校——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名额,但在中间人额外索要10,000的时候,她犹豫了。她的女儿11岁,现在在一所名气相对小的学校念书。“我们不接受这类采访。你应该跟市教委谈,”记者拨通了中关村小学的电话,该校的员工如是回答,并拒绝透露姓名。直至《彭博商业周刊》截稿,市教委并未就传真过去的问题作出回应。
中国政府常宣称要取缔强制收费。北京声明称,截至2020年,学前教育将在中国普及,90%的年轻人能进入高中。“我的梦想就是确保我们能因材施教,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年轻人都成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三月政府会议中如是说。在梦想实现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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