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的一时猖獗及其灭亡（二） 八月, 天启, 会宁

天保

三．熹宗去世与崇祯登基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七月间，《明通鉴》（卷八十）载：“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庙，代行礼。”那是朱由校病重了，让魏良卿求告上天保佑。病重之后如他父亲一般，于是求仙丹。 “先是霍维华尝进仙方灵露，饮于上，上饮而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以咎维华。维华惧甚，虑上不测，有后患，欲先自贰于忠贤。会宁、锦敘荫，维华请以让崇焕，忠贤觉其意，传旨诘责。” 如果有追责的问题，以利相聚者，必以利而散。至八月，“甲寅，上大渐。乙卯，帝崩于乾清宫，年二十三。”熹宗去世前后关于后宫和朝廷的情况，《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的记载比《明通鉴》更具体，今录其记载云： “上不豫，礼部颁爵赏列封荫，群臣谢恩之日，即帝上宾之日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时群臣俱在寓，闻讣，恐入朝之时有他变，生死且不测。厥明，至殿门，宦者持门不得入，告以宜用丧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气喘且不续，哀诉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礼太监王体乾及忠贤在丧次，独体乾语礼部备丧礼，忠贤目且肿，无所言。群臣出，少顷，独呼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屏人语移时，秘不得闻。或曰：‘忠贤欲自篡，而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 从这段记载看，熹宗临终前找其兄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讲的话也符合实情，要信王继续委用魏忠贤。魏忠贤因伤心哭得眼睛都肿了，因为熹宗死得突然，他在熹宗死后自己可能出现的遭遇来不及深思。那时群臣奔丧窘迫的样子，也还真实。至于魏忠贤欲自篡，那只是猜测之词，并不可信。当时后宫执政的主要是两个人，魏忠贤掌东厂，王体乾掌司礼监。由于熹宗三子皆早死，故只能兄终弟及，熹宗决定由信王登位，也符合常情。信王是光宗的第五子，在熹宗与信王之间，光宗的三子皆早死，信王之后的二子也早死，熹宗诸弟那时留下的仅信王一人，故王位只能传给信王朱由检了，魏忠贤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他想到的办法是讨好信王身边的旧监徐应元。信王入宫时也知道魏忠贤飞扬跋扈的情况，故也是战战兢兢、处处设防，唯恐魏忠贤暗算他。《明季北略·信王登极》（卷三）载其事云： “二十二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善事中宫，及委用忠贤。王逊谢而出。申时熹宗崩，首相施凤来、张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具牋往信府劝进。忠贤结信藩旧监徐应元，遂自请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群臣闻之，咸欲奔入。至殿门，宦者不纳。是夜王秉烛独坐。夜分，有阉携剑过，王佯取视，留置几上，许给以价。闻巡逻声，劳苦之，命左右给酒食，欢声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贺。朝时天忽鸣，诏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祯。” 四．魏忠贤与阉党的败亡 熹宗一死，魏忠贤失去了靠山，他也是战战兢兢度日如年。而崇祯帝要自己掌控后宫，也只能一步一步来，急不得，急了，魏忠贤狗急跳墙也不好办。信王即位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客氏出宫，这时客氏再没有强留在后宫的理由了。《明季北略·客氏出宫》（卷三）云： “熹庙既崩，上命归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龙袱包裹，皆熹庙胎发痘痂，及累年剃发落齿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客氏一走，魏忠贤在宫中便没有靠山了。 紧接着第二件事，是令崔呈秀回籍，那时崔呈秀是兵部尚书，掌握着兵权。《明季北略·崔呈秀回籍》云：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捷之，犹叙功加荫宁国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鹏，铁券成，犹命给之。既而杨维垣疏崔呈秀借厂臣行私，乞正两观之诛。主事陆澄源亦参崔呈秀夺情为安，忍于无亲。御史贾维春亦参崔呈秀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从这条记录看，信王一方面给魏良卿、魏鹏赐铁券以安其心，另一方面又利用阉党内部的矛盾，攻崔呈秀这个兵部尚书。而攻崔呈秀的杨维垣、陆澄源、贾维春都是跟着魏忠贤的阉党，对此魏忠贤无话可说。实际上这就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熹宗去世时，魏忠贤是找崔呈秀密议熹宗身后大事如何处置的人。 十一月，先是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巡抚杨邦宪请在南昌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最后至，那时熹宗已死，崇祯已即位为帝了。《明通鉴》卷八十载其事云： “比杨邦宪疏至，上甫即位，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见疏伪辞，辄报允。” 这等于对外廷发出一个讯号，魏忠贤的地位已不行了，朱由检并不宠信他。于是群臣攻击魏忠贤的奏疏，雪片般的飞向朝廷崇祯帝手中。《明通鉴》云： “于是主事钱元慤首劾之，言：‘忠贤本枭獍之资，先帝假以事权，群小蚁附，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如王莽之妄引符名；列爵三等，畀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植奸党，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聚肃宁，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广开告讦，诛锄士类，如曹节、王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如桓温之壁后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归私第；魏良卿等有玷茅土，并宜褫革。’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亦交章论之。” “而嘉兴贡生钱嘉徵，更劾忠贤十大罪：‘一曰并帝。内外封章，必先关白。称功颂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与厂臣’，自古未闻有此奏体。二曰蔑后。皇亲张国纪，于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罗织，欲置之死，赖先帝神明，祗膺薄惩。不然，皇亲危则中宫危矣。三曰弄兵。祖宗朝不闻内操，忠贤外胁臣工，内逼宫闱，操兵禁中，深可寒心。四曰无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训，中涓不许干预朝政，乃忠贤一手障天，流毒缙绅，凡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五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国，庄田赐赍甚薄也；而忠贤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万顷。六曰无圣。先师为万世名教主，忠贤何人，敢祠太学之侧！七曰滥爵。古制非军功不侯，忠贤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袭上公之爵，?不知省。八曰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墮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九曰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國家之脂膏！十曰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遂登前列。’” 当崇祯拿到这些奏疏以后，“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震恐丧魄，急以重宝啗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应元，故忠贤博徒也，上知之，斥应元，遂有是命。”他想以徐应元为内线，这条路也给崇祯断掉了。《明通鉴》云： “时上榜忠贤罪示天下，寻谕曰：‘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隨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其党李朝钦俱自缢。时言者劾‘崔呈秀为五虎之首，宜肆巿朝’，奉旨‘削籍，遣官逮问。’呈秀在家，闻忠贤死，列姬妾，罗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巵，即掷碎之，饮已，亦自缢死。” 当年魏忠贤发配王安到南海子，使刘朝杀王安。今天同样的办法，把魏忠贤发配到凤阳，他知道前途茫茫，在半路上便自缢死了。崔呈秀得到逮问和魏忠贤自缢的消息，知道自己追随魏忠贤欠的血债太多，绝没有活路，吃了一顿断头饭，也是自缢而死。接下来便是客氏和魏忠贤的家属遭殃了。《明通鉴》卷八十载： “先是大行皇帝崩，客氏将出外宅，于五更赴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色龙袱包裹，皆先帝胎发、痘痂及累年落齿、剃发，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诏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国兴、光先皆弃巿，家属无少长皆斩，婴孩赴巿有盹睡未醒者。人以为惨毒之报，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妊身者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上大怒，命悉笞杀之。” 这样滥杀无辜稚童也不应该，妊身之宫女是被迫的，不能怪她们，婴孩亦无罪，不能什么事都来一报还一报，株连无辜。于是将阉党倪文焕、李夔龙、许显纯、田尔耕等下狱，许显纯、田尔耕这两个人之前坏事做得太多，因而死有余辜。天启七年冬，崇祯又下诏，“天下所建忠贤逆祠，悉行拆毁。”总之，阉党的垮台，如雪崩一般，瞬息即至。天下事从来都是盛极则衰，这条辩证法在历史上屡试不爽。墙倒的时候，自有众人来推，这个现象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地再现，这决不是好现象，相关的人和事，总应有所区别。 后记：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是明白的意思，君子以义相交，小人以利相聚，孔子还说：“放利而行，多怨。”慿个人私利而行的人际交往，其结果必然是卑微小人以谋利为动力的集合，他们在小集团内部也是因利而冤冤相报。阉党内阁最初的顾秉谦与魏广微便是。如果我们回头再看一下，东林诸君子如魏大忠、杨涟、左光斗、廖昌期、周顺昌，在危难时，还能宁死不屈，那是君子之交，以义相聚，颜韋佩那样一些市民，都能为义而动，延颈就义，那才是真君子。把他们与阉党诸小人相比，就不一样了。魏忠贤得势时，他们以利相聚，熹宗刚死，眼看魏忠贤摇摇欲坠，党羽们便作鸟兽散了。崔呈秀是兵部尚书，替魏忠贤掌兵权的关键人物，结果先是副都御使杨所修首请允崔呈秀守制，接着便是杨维垣疏崔呈秀借厂臣行私，跟着便是贾维春参劾崔呈秀说事卖官，这些人都是因利而聚，因利而散。刘鸿训在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为内阁大学士，便斥阉党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阮大铖、贾继春、霍维华等，亦可见前面劾崔呈秀的几个人都是阉党的骨干，是窝里斗在先，然后是整个阉党的垮塌。小人结党营私，必然因利而聚，而后因利自相怨恨由内斗而散。当然，这也会有一个过程，会经历反复，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阉党是特指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与朝廷所谓“五虎”、“五彪”结合的派系集团，非泛指历史上所有的宦官。历史上的宦官有好有坏，因人、因时而异，明代的宦官并非皆坏，如被魏忠贤害死的王安，便不坏。读一下《明史·宦官列传》便可以知道这个常识。总之，宦官是帝王身边的奴才，奴才有衷心耿耿为主的，也有仗势欺人的豪奴，这要具体分析，不能唯成分地一概而论，否则便变成形而上学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熹宗在位不过七年，魏忠贤的阉党作为一个集团，盛时只是在天熹五年、六年及七年初，天熹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九月以后，崇祯即位，他们便从顶峰跌落下来，由盛转衰。盛极而衰几乎是事物辨证发展的规则。凡事不能太张扬，阉党集团做事太张扬，结果乐极生悲。所以做事还是要致中和，《礼记·中庸》讲，“喜怒克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还是有道理的。所以还是平平稳稳地过日子好，形势好放在心上，别张扬在嘴上。那种过于喜欢张扬什么盛世的话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是容易遭忌，引起麻烦，二是容易使人骄傲，使人忘乎所以，还是谦逊一些，多想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好日子可能会长久一点。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普遍的，对大家都有益的道理。 明亡有其主客观的原因，阉党有责任，东林也有责任，崇祯初期是东林当政，温体仁上台十年，实际上是阉党执政，周延儒第二次上台偏向东林，而阉党的马士成又是他提拔起来的，南明的阉党马士成阮大铖执政短短的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南明灭亡他们应负主要责任。东林最终有殉职的，如史可法等，也有投降的，如钱谦益。左良玉倾向于东林，他死后儿子左梦庚是投降清廷的。不能简单化一概而论。人随着环境和形势还是会变的，好人会变坏，坏人有时也会变好，不能说死，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以言论人，对人要听其言，察其行，许多人往往不是盖棺就能定论，需要时间和历史慢慢地对他作鉴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地会变得客观和公正。有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往往过二千年还会有争论，那就不是他本人的问题了，而是后人的认识随着环境而不断变换的结果。这种变化从历史过程看有进步，亦有倒退，那是论史者本人的问题了。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