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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背后的文化之殇

学术批评背后的文化之殇

 从教20余年,一开始最大的苦恼是讲课必须重复教科书内容,虽然嘴总是听自己使唤,但学校要求出具讲稿供查,就苦不堪言。上世纪末,国家领导人访美时拜访自己昔日的恩师,称道大师当年讲课不拿讲稿,全凭一张嘴,此后我们总算有了不拿讲稿上讲台的依据。

  后来的苦恼是厌恶千篇一律的答卷,便要求学生独立撰写课程报告。只要独立写作,不论结论对错,立场左右,水平高低,任何人分数都在80以上;一旦抄袭,绝不及格。但是,无论事先怎样夸张地强调、警告、威胁,结果还是有大规模抄袭。以前抄书报,后来干脆网上下载。有的抄袭者死不认账,拿“立论者举证”当盾牌,非要拿证据不可,只得增加一道程序,有疑问的作业没有当面答辩不予通过,有人就背原文来闯关。找证据是折磨,但放纵抄袭又是耻辱。对付一个抄君子耗的时间往往10倍于正常学生,令人崩溃。我得罪学生也都因于此。

  我有个朋友,遇事乐观豁达,多年前听他私下立愿,40岁前当教授。他机灵聪颖,上下左右人缘极好,是政府顾问、机构专家、学生导师、媒体常客,什么事都搞得定,经费、奖项滚滚而来,职称、职务如愿以偿。可是,一份网上匿名举报,说这位国内知名专家一共10篇论文里有9篇可以确证抄袭,唯一一部专著大半抄袭,剩下的文字都文理不通、病句累累——让我想起前些年,高校周围电脑室的一项热门服务,就是把一堆书本上标记好的一段段文字输成电子文档。事件轰动学界,但所在单位领导顶着私受其好处的恶闻,岿然不动。时间一久,不了而了。同情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匿名举报者是品德低劣、见不得阳光的嫉妒者。

  某高校曝博士论文抄袭丑闻,校方表态一查到底。可是,有人发声,批评教育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年头谁的屁股上完全是干净的?果然,痛改前非的检讨和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破学界奥秘的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又能怎样?原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这不禁让人同情起中国足球来,国际大赛上踢不进球,平时一有假球,黑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因此不依不饶。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院士、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队伍,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亿万公众无质疑能力的崇敬,每年报告的成果堆积如山,可是有几个人拿出了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成就?

  学术抄袭当然是一种腐败,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是功利主义泛滥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术不独立,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归于个别人的道德沦丧,在看得见的制度缺失背后,还有一种深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并浸入我们骨髓里的普遍命运在起作用。
  
  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教育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内在命运。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上施下效,老人把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达给年轻一代;规范、道理、知识和技能都是现成的;教育者是主动方,传道授业解惑;被教育者是受动方,学习就是接受、继承、效法、模仿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2000多年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注解,如果不是佛教从外部融入,人们很难突破最早形成的智慧结晶。个人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无足轻重,熟练掌握经典并灵活运用才是文人的拿手本领。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数千年农耕社会里不仅无咎而且必要,只是在日新月异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落于被动。然而,人们的心理定势是顽固的。在科举考试被废100年后的今天,传统经典早就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但教育与学习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填鸭式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勤学,题海战的苦练,才能成就那掌握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场英雄。人文与社会学科也“科学”化为固定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文科考试大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抄袭就是背诵,更没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所有灵性的冲动都被认定为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自作聪明甚至有违政治正确的而被排除在成功的道路上。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将来要去做学问,搞研究,除了重复书本、服从权威、投机取巧之外,能有什么本领呢?

  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它代表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权威。可是,科学纯属外来物,它与其说是人们内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坚船利炮带来的教训的顺从。后来,科学的实用性让人迷恋,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观点,服从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好处。但是,这其实只是科学的技术而已。中国很少有人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需要好奇心的执著,技术却只要讲究实效的机智。

  著名的“863计划”里有一个关键词: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要瞄准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就的那些项目,跟在后面学习,缩小差距,获取效益。时至今日,中国科研机构几乎都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中国技术运用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学研究几乎全面瓦解。
  
  没有知识共同体,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宿命。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驱动下自我完成的过程,而现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几乎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不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演进,而是被外部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力量拽着走,是典型的“被现代化”。文化、科学、教育也是因应这现实的压力,直接接受和拿来别人的思想结论,或者拼凑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只有服从、效法、模仿的命运。

  中国学术本来沉浸在数千年烂熟的文化窠臼里,只有近代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应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文化,构不成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大学远在国门打开之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戊戌变法才有一个名分,而真正运作起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很难独立于经济、政治,充当一个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国门打开的同一年,近代大学就诞生了,早于明治维新15年,而此前还有200多年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的“兰学”。

  我们习惯于说走出象牙塔,这意味着顺应现实需要,立即可以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没有人说要走进象牙塔,因为信仰、理想、智慧、真理、情怀脱离功利目标,是没用的东西。

  学派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学者形成的不同阵营,只要有共同的真理追求,学派之间在争论、理解、合作、融合中构成学术共同体。宗派、帮派、党派是不同的地位、利益、阶级结成的山头,由于中国缺乏工商业的分工协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市场利益分享机制,农耕文明的土地收益有限,江湖上的山头之间争夺这有限的利益,便一山不容二主,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中国文人是依附性的,而且饭碗有限,因此,文人相轻远比知识合作更为悠久。直到今天,现代学术体系表面上都有了,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山头、门派、帮会的生存方式,并寄附于有权有势的官场、市场上,包括国际势力,从中分一杯羹。

  大学傲然挺立于平凡社会、芸芸众生的力量,并不是它卓尔不群、出类拔萃、金鸡独立、高人一等的外表,而是背后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与智慧具有看不见的精神价值,远离利益,无关成败,源自于人们内在好奇心的驱动,成就于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无限追求。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等有形要素的精神文化空间,立于整个结构的核心,投射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里。但我们的文化空间,处在传统的观念定势,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现实生活的压力胁迫,三者夹缝里。追求真理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只是一些孤独的个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在摆脱传统思维,独立于强势话语,超越生活的重压之后,往往只剩下一小半自由的身心。也许压力终有一天能释放出动力,这些半人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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