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吗? 高高挂起

【究必版翻】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吗?中国有句老话叫“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出自哪张经引自哪部典，我手头资料不全无法查证，再说我也没有“考证癖”，所以只要我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行了，完全没必要搞清楚它的渊源。
这句话大概是说：无论什么事，只要它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是与自己无关的，那么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后果不管是光荣的还是丑陋的，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大可以做隔岸观火状，可以很平静的对事件中的人们指指点点，或讥或笑，当然，学过辩证法的有时也会做出客观正确的分析，有时也会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有时也会仗义执言做正人君子状。这时，如果他们对某一人提出批评，某人听不进去或反唇相讥，他们会说那人没有度量，小家子气；如果他们对某一人提出建议，某人不接纳或者斥之为谬论，他们会说那人鼠目寸光，忠言逆耳；若事情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说他们认为正确的一方最后倒了大霉，他们认为该杀的原来竟是正义的卫士，他们会大呼上当，把自己也归到受蒙敝的人群中去，如果之前自己曾对“正义卫士”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他们顶多说一句“对不起”也就了事了，“正义卫士”如果不依不饶，他们会很委屈的说，关我什么事呢？我做这一切又不是为了自己，不过是好心办坏事罢了。要还是不行，他们就会愤愤的说，以后我再也不管别人的事了！还有一部分人会在背后议论，这事中间是否会有“猫腻”？是否有什么“暗箱”？不然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转眼就成了坏人了呢？一定有什么问题吧？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当事不关已的时候，我们都有容人之量，都有君子之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好做，就算说错了做错了也没什么打紧，本来就不关我什么事嘛，我只不过是一帮忙的而已呀。
可是事情要是临到自己头上呢？要是事情情的本身与自己休戚相关呢？我想大概多数人都会立马变副嘴脸了：某人对自己提出批评，他们会勃然大怒，斥那人是别有用心，是帮闲之徒；某人对自己提出建议，他们会脸红脖子粗，质问那人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做的不对？难道我之前所做所为全是错误的？若事情的最后结局不利于自己，而看到当初帮自己的人们纷纷倒戈，温和一点的会仰天长叹，说些人情、世态之类的话。脾气暴躁一点的，立刻就会咬牙切齿的跳脚大骂，说当初自己瞎了眼，怎么会相信这么一帮见义忘利的无耻小人，肠子都要悔青了。这时候的他们也顾不得什么君子不君子了，撒泼耍赖者有之，冷言冷语者有之，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者有之，造谣生事、无中生有者更是数不胜数。
可见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他平生再怎么标榜“客观公正”、“笑骂由人”，当某一事件——大多是不好的，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也会抛却君子之风，学市井之徒发雷霆之怒，甚至大打出手，恨不得能吃了对方。
陈西滢先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位学者，留过洋，是一位博士，当时在北大任外文教授，同时是《现代快评》的编辑。他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行文如行云流水般不带一丝烟火之气。尤以杂文见长。我本人读他的《西滢闲话》也甚为佩服，觉得他写杂文的水平不在鲁迅先生之下，寓时政于嬉笑怒骂之中，可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与鲁迅先生发生论战之后却一时间乱了方寸，下笔再也没有以前那样从容不迫了，还颇为狼狈。最后甚至还说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作家所得。按理说他的为人不是这样，他的才思远不会这么迟钝，文字也不会这么无力，就算是说不过鲁迅先生也不至于输得如此惨烈，但最终他却是一败涂地。究其原因，他以前写杂文大多是站在旁观者角度的，也就是事不关已，自然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可以镇定自若。而当鲁迅先生的文字牵涉到了他，他的心态就变了，下笔就患得患失了，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了的，于是只有不断的抛出新话题，可是越抛越乱，越抛越站不住脚，终被鲁迅先生驳得体无完肤。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外国那些衣冠楚楚的议员们，在进会议室之前还是满面春风，一脸笑容。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却有一部分人衣冠不整，状态狼狈。也是因为各人意见不同而在议会上又大打出手了。平时见面开口笑的上层社会的先生们，酒会上风度翩翩的绅士们，一旦听到别人反对自己的政见也会怒发冲冠，互掷皮鞋等杂物，常人也就可见一般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累述了。做此短文只是对近些天来一些人事前事后判若两人的态度有些看法，对某些人一旦遇事就气急败坏的样子有些好笑。
大概“事不关已”真的可以“高高挂起”，可“事若关已”却大都是“砖头飞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