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夏云多奇峰 文心雕龙

天保

　一


　　曹魏的历史，一共历经了五个皇帝45年（220－265）。在此之前，是曹操一手拿捏的建安时代（196－220）。这一时期，有七位星斗级的文学人物，用他们的灿烂妙笔，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离乱，以及乱世图存。《文心雕龙·时序》如是归纳：“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样的文笔特点，自与时局扯不断理还乱，一如岳武穆与《满江红》、李后主与“一江春水”一样。
　　具体地讲，战争让死神距离每个人都很近，也就一个箭矢一声叹惜之间的事。因此，建安时期以及魏初名士，自觉不自觉地集体反叛汉末名士的行为方式——清议，显是它太过沉重了，严重背离朝不保夕，遂一转而追求自然的、*****的、无须那么多承载的生活，仿佛他们要与朝露，比永恒。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晏乐，出人意料的张扬与个性。
　　清辉满地，高朋满座，美酒满盏，弦歌满耳。于斯时也，且看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让所谓的高深莫测与机心，见鬼去吧，洞开心扉直至“口不择言”，这样的地饮酒闲谈才有趣。倘人人设防，彼此沟壑，搭拉着脸仿佛被刨了祖坟，又有何趣味可言呢？于是说到畅快处，情不能禁地俯仰大笑，以至打翻酒杯，头巾都弄湿了，何况衣裳呢。
　　太子曹丕与奋威将军邓展“煮酒论剑”。邓展是一位出身行伍的剑术大师，据说有“空手入白刃”的本事。而曹丕自五岁起，“上（曹操）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自也不疏武功。“酒酣耳热”，两人谈起剑法，谈来谈去谈不出高下，于是决定用甘蔗来比划。
　　整个比剑的过程，太子与将军的身份消失了，平等的朋友之道取代了“上下有差”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他们总算挣脱了汉世自命清流的“珈琐”，弄出了点匹配的新风气。

　二

　　一部《三国志》，打打杀杀，无有停竭，这就是曹操、曹丕那班人的命。命运告诉他们：江山是靠气力打下来的，能含糊？因此，至始至终，他们都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力戒华而不实。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说的是曹植曹子建。曹操当初喜欢聪颖过人的曹植胜过曹丕，几欲立他为世子。可惜，曹植自恃八斗之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这引起了曹操的震怒。而颇攻心计的曹丕，成功地树起了本份的形象。曹植虽然盛名七步诗，却自此失去继承权资格，曹丕则成了后来的魏文帝。
　　令魏初老臣没想到的是，“两曹”之争，竟扩散至他们一手经营的风气里。一者后起之秀没有经历过魏初老臣那样的苦难，身闲心更闲；二者大抵出身名门，有才有势有资本，足以吃穿不愁游手好闲。因而，在前辈温柔地注视下，他们轻易就突破了前辈坚守的底限，变次为主，把*****当目标。
　　清谈由此产生。
　　那么，“清谈”谈什么呢？话题主要根源《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是为“三玄”。
　　何谓“玄”？高深莫测之谓也。
　　他们毕力研究并且纵深拓展高深莫测，由是形成魏晋时期颇为高迈的学术流派——玄学。
　　这些后起才俊，多半风华绝代于正始年间（240－249），史称正始名士。就中重镇，便是何晏与王弼。
　　在说王弼之前，
有必要先说说何晏。因为如果王弼代表一个时代的话，何宴就是这个时代的发现者。
　三


　　何晏，字平叔，祖上非但不阔，且与书卷气完全背道而驰——屠户。真正阔起来的是他的祖父何进，因其同父异母的******，奇迹般地成为汉灵帝的何皇后，遂官拜大将军。
　　何进此人在历史上无谋之甚，召董卓进京，一脚把汉室踹进万动不复的深渊，以及何皇后被弑，皆是其机事不密的结果。这就是暴发户何进的作为。至于何晏的父亲，仿佛不存在一般了无痕迹，倒是他那漂亮的母亲尹氏，颇有名气。这是因为英雄曹操，看上了美人尹氏，将之充了后陈，且给予她仅次于王后的地位——夫人。
　　年幼的何晏遂养于魏宫。
　　和尹夫人来到魏宫的确切时间是个谜一样，关于何宴的出生年月，文献亦无准确的记载。近世有学者考证，何宴约生于建安十二年（207）。
　　《何晏别传》云：“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是书接着讲到他令人绝倒的早慧程度：曹操读兵书，每遇到不解的地方，何晏竟能为之释疑。这个记载虽不免浮饰，但我想，世间之大，大过林子，这样的人大体是有的。因此之故，曹操“奇爱之”，且“欲以为子”。事实上，他也着手做了这方面的舆论准备：“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
　　路人的啧啧赞叹声，既因何晏倾人的“身世”，亦因此小人儿倾城的可爱：“形貌绝美……咸谓神仙之类”。以至太过自信的何晏，长大后，颇得意地自恋：
　　“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
　　魏明帝后来起了疑，一个男人如此的女儿脸，不会搽了粉吧？便想了一个法子来逗他。大热天的，魏明帝予他热汤饼吃。何宴“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曹丕是个务实的人，并不觉得所谓的“美姿容”是一种威胁，他真正受不了的是何晏地位的变化。据说，何宴之服饰竟“拟于太子”。除了曹操的默许，谁有这样的胆量？以下三字就彻底泄露了曹丕愤怒：特憎之。
　　“憎”之上加个程度副词“特”，可见事情的严重性。
　　前已述及，曹丕颇具手腕，年纪又比何晏大二十岁（曹丕生于187年）。出身嫡系的曹植，在智囊杨修的帮助下，尚且斗不过曹丕，后者倘想弄点小玩艺来整整这位小兄弟，实在不必破费多少心思。
　　于是，每遇何晏，曹丕故意不呼其名，而是大声嚷嚷：假子。敏感而自恋的何晏，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反击：
　　“坐则专席，止则独立。”
　　何晏甚至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疑问：“不同姓氏出身的人（异族），一般不依次挨坐在一起，这是礼数。”他又在天空一样深邃的王宫里，用笔画了个正方形的区域，独处其中，不许任何人踏进脚来。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
　　曹操信以为真，成全了他：即遣还。
四


　　何晏搬离魏宫，并不意味着从此泥牛入海，彻底斩断与曹氏的任何瓜葛。相反，却亲上加亲地成为曹操的女婿——娶金乡公主为妻。
　　因了金乡公主的缘故，何晏官拜附马都尉，爵关内侯。附马都尉多是赐与宗室外戚的礼仪性虚职，并无具体的职任。这种情况似乎一直持续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正史提到这一时期的何晏，依然是简洁的四个字：“颇为冗官”。这无疑给了衣食无忧的何晏，这样一种便利：
　　大摆宴席，聚友清谈。
　　当时，魏国定都洛阳。洛阳上层公子哥，诸如夏侯氏家族之夏侯玄、颍川荀氏之荀粲、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河东裴氏之裴徽之流，遂与何晏往来密切。他们彼此相知并且知名于世，约始于太和元年（227）。
　　这里先需解决一个技术性问题：何谓清谈，又如何谈法？
　　台湾学者唐翼明在《魏晋清谈》一书中指出：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是为“清谈”。概言之，“清谈”约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
　　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余者可以插言。
　　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问自答（刘万福《魏晋“清谈”的内容与形式》）。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丰神俊逸，舌战群儒，如果不作深究的话，倒很契合“清谈”的外在形式。《世说新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因条（罗列）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否）？”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是书又载：王衍、裴頠、张华、王戎诸人，公事之余聚于洛水边休闲####，各各拿出看家本事，畅快一言。裴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华“论《史》《汉》，靡靡可听”，王衍、王戎“说延陵（延陵季子）、子房（张良），亦超超玄著”。
　　“混混”、“靡靡”、“超超”，这些精致得就如一盘佳肴的形容词，地标一样向我们示意了“清谈”的“行规”：无论观点如何不同，态度必须谦和，决不可恶声相向。
　　此一时期，建安时代很看重的酒的氛围，已退居次要或者干脆撤席不提，直以纯粹的“辩论会”的形式出现，场所多半在公座、私座或大自然。
　　是时，何晏以雄辨的口给，施名于贵戚之间。邓飏擅长敷衍不同的观点（好变通），因此交友甚众，声名藉甚（鬻声名于闾阎）。邓飏，字玄茂，东汉名将邓禹之后。夏侯玄则以贵族身份，俨然成为活动的招集人（为之宗主）。
　　有个叫傅嘏的人，魏初大臣傅巽的侄儿。夏侯玄一度曾想加深与他的友好，出人意料的是，傅嘏表现得并不积极，且有远之之意。面对荀粲的不解，傅嘏答曰：
　　“泰初（夏侯玄字）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辨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
　　根据傅嘏的观察，夏侯玄热衷功名却又自身能力不足；何晏貌似高逸实则城府极深，待人几无诚意；邓飏善妒，派系之心又重，树敌太多。此皆足以败事而不是成事。非常不幸，后来的事实一一印证了傅嘏的判断。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西晋开国基石之一的司马师，亦有心追逐这样的虚声。这似乎预示着，尽管世易鼎革，两晋终究无法摆脱华而不实的清谈风气。
　五


　　不可否认，清谈自有它的积极意义，比如追求智力的高妙与精神的超脱。有学者乃至声称，辩析名理的清谈，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这些都是它积极的一面，但相伴而生的问题也不少。我总是祈祷，如果能有一种力量把清谈仅只是局限于闲暇，而不上升为做事的姿态，那无疑是人间世最美妙的事。问题在于，名流相遇，“不以物务自缨”，竟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要谈及国是民生，便有被逐出门外之危险，只因涉及“俗事”故也。
　　实干起家的魏初老臣，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太和四年（230），假手朝廷，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魏明帝明确告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朝廷已下定决心，加强对风气的引导，只有学完朝廷规定的必修科目，才是入仕的正途；倘一意孤行，继续“浮华不务道本”，不管如何出身，毫无例外，都得承担这样的后果：罢退之。
　　口气不可谓不严厉。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撼山易，要想撼动社会风气着实很难。以何晏、夏侯玄为首的清谈活动，不仅“收名朝廷，京师翕然（一致称颂）”，而且俨然酿成时尚，竟致出现了“四聪”、“八达”、“三豫”之说。其中之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七人，构成正始时期，曹爽集团的核心班底。于是，风气所及，声名广播，简直无远弗届。
　　何晏有个朋友叫李丰，亦有清名。有一次，魏明帝饶有兴致地问东吴降人：“江东闻中国名士者谁？”降人答曰：李丰。魏明帝大为惊诧：“丰名乃被于吴越邪？”
　　选部郎刘陶，曹魏三朝老臣刘晔之子，少有口辩，邓飏之徒许以为伊、吕。刘陶尝口出狂言：“仲尼不圣。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为圣！”
　　忍无可忍的魏初老臣，终于做出了实质性的反击。董昭杀气腾腾地指出：“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
　　魏明帝遂下“切诏”严办“浮华案”，逮捕了李胜等人，由李胜而“连引者多”，这说明当时的“雷声”确实吓人。虽然后来的“雨点”偏小，魏明帝鉴于盘根错节的世族关系，只斥免了诸葛诞、何晏、邓飏诸“头目”，草草收场，但到底将他们“禁锢数岁”。所谓“禁锢”，概指禁止做官或参与政治活动，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
　　终魏明帝之世，他时刻睁大眼睛紧盯着“浮华”之风。青龙四年（236），他提醒刚出任吏部尚书的卢毓：“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这基本上代表了最高层的最终意见。魏明帝还下诏起草《考课法》，意图以立法的形式来遏制“浮华交会”的死灰复燃。
　　这是时人盛称的“当世俊士”的第一次挫折。
　　遗憾的是，景初三年（239），魏明帝英年早逝，《考课法》不了了之。随后掌权的顾命大臣——曹爽，亲近夏侯玄诸人。这就意味着，死灰真地要复燃了。
六


　　曹爽是根正苗红的正牌皇族，废帝曹芳的顾命大臣。历史地看，曹爽并不愚蠢，他确实与何晏、夏侯玄等人关系非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恰利用了这一点，集体网罗曾经的浮华“年少”以为左膀右臂，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大声势。
　　基于这个认识，曹爽毫不客气地给予充分的信任：任为腹心。其中之炙手可热者，当属吏部尚书何晏，“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
　　“正始”是废帝曹芳的年号，于公元240至249年之间，“正始名士”即得名于此。而名士们在这期间高谈玄学、清言玄理，是为深刻影响魏晋主流意识的“正始之音”。
　　何晏自此任吏部尚书达十年之久，众望所归地成为当时的“一代谈宗”，鲁迅称之为“空谈的祖师”。鲁迅给他的另一个封号是，“吃药的祖师”。
　　魏晋上流社会流行吃一种药，叫“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据说它能使人的体质转弱变强，何晏便大着胆子吃开了头。结果他有了意外的发现，“非唯治病”，竟还有“神明开朗”之功效。
　　仿佛喝了咖啡，精神陡然一振，实际却是服了毒。
　　因为“五石散”到底是一种毒药，学医出身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这种毒药的副作用。因怕磨破了皮肤，服散的人只得穿宽大的衣服，而且衣服要越旧越好，鞋袜也不敢穿，只得穿四面通透的屐。
　　《红楼梦》里，刘姥姥说过一句话，叫做“礼出大家”，就是这个意思了。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衣大、穿屐，便是风雅便是飘逸，也跟着学起来，遂成风气。旧衣服不便经常洗结果生了虱子，东晋王猛“扪虱而谈”，竟成士林美事。
　　实则“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说。据时人观察，长期服散之故，曾经顾影自怜的美少年何晏，端的却是这样一幅形象：“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
　　人称“鬼幽”。
　　衣大，穿屐，散发，这是“正始名士”标志性的行为特征。名士的手上往往还要捏一把拂尘，时不时照空扫一扫，以及何晏谈《易》谈老庄时的状态：“精神遐流，与化周旋，清若金水，郁若山林”。将上述零部件组装起来，差不多就是何晏的“自画像”了：
　　将瘦弱的身子紧裹在宽大的绫罗旧衣里，手持佛尘，脸色腊黄，两眼却放着流星一样的光，兴奋地瞪着远方，侃侃而谈。
　　就在这期间，何晏结识了王弼。

七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
　　山阳高平王氏，乃汉魏之际的名门望族。首见于史传的闻人叫王龚，与其子王畅皆官至“司空”，又都是汉末清流的领袖人物。
　　王畅的孙子便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
　　王畅与蔡邕相识，而后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汉献帝受迫于董卓西迁，王粲随自长安，蔡邕一见奇之。后王粲登门拜访，蔡邕“闻粲在门”，慌乱之中连鞋都穿反了，是以留下“倒屣相迎”之典。
　　是时王粲“年既幼弱”，容状又“短小”，并非传奇似的一表人材。满坐宾客大为震惊，独蔡邕淡然自若：“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后来果然把万卷藏书都给了他。
　　王粲有个族兄叫王凯，两人避战乱投靠“荆州牧”刘表。刘表亦惊叹于王粲的才学，打算将女儿许给他，但王粲的长相着实不敢恭维，而王凯则“有风貌”，“乃以妻凯”。
　　王凯生王业，王业即王弼的父亲。
　　赤壁之战后，王氏随曹操来到北方。不久，王粲去世，其子因牵连谋反一案，被曹丕处死，绝嗣。时曹操远征汉中，闻讯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王粲字）无后。”曹丕因命王业过继王粲。
　　王业当过魏尚书郎，谒者仆射。
　　以上即是王弼极阔的家世。
　　王弼约生于黄初七年（226），年十余即“好老氏”。至十七八岁时，已攒够与这个年龄段完全不相称的巨量的学问。一次竟游刃有余地与吏部郎裴徽，讨论起道家的基本修行法，这引起了何晏的注意。
　　在当面领教过王弼的才学之后，何晏大为感慨：“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只有具备中等以上智商的人，才可以谈形而上的学问，否则，谈了也是白谈。
　　这是何晏对王弼的发现。
　　正如蔡邕有意识地善待和包装王粲一样，位高权重之何晏对王弼的激赏，遂使他一夜之间，一步登天，施誉士林。你要说他“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也好，“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也罢，当时士林清誉确有这样的能量，一言而万人之上，一言而毁身碎骨。这是西汉“举孝廉”这种选人用人制度的必然附加。不过具体到何晏与王弼，不管后来如何，他们当初的相识，确实心地明净，云天万里，足以代表知识的尊贵，生命的优雅。

　八


　　何晏和王弼祖述庄老，把“无”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仿佛人世的有皇帝，在他们眼里，“无”便是形而上里面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他掌控一切，包括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
　　王弼指出：“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立于这个基点，生活应该通脱，为政也应崇尚自然无为。他说：“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为政者应“以无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然后才能达到“治之极也”。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怎样一种美好呢？在古典文化里面，黄帝既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
　　我的意思是，名士的不亲世务，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理论根基的，应多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这一问题。是以，其与务实的魏初老臣之间的矛盾，堪比近世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的断裂，一时确实难以调和。
　　王弼以他高迈的学识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何晏花了大心血来注释《老子》，大体完稿时，兴冲冲去找王弼，却吃惊地发现，王弼亦在给《老子》作注，并且见解远出自己之上。何晏当场惊呆了：“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于是麻利地把整部书稿扔进废纸篓。
　　应该说，何晏有他的气量，他发现了王弼，接纳了王弼，并且造就了王弼。因为高端，所以孤独。这就是何晏对王弼的期待。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与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伯仲。
　　《老子指略》、《老子注》之外，王弼“扫象不谈”，在易学史上亦极富名气，于是又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诸书。这些后来统皆成为“玄学”的理论巢窟。
九


　　曹爽秉政之初，还是那个傅嘏又来乌鸦嘴，他告诉曹羲（曹爽之弟）：“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工于心计），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
　　这些言论明显不利何晏，而何晏这时候手中是有权的，整肃自此展开。正史用了二个成语，叫做“以石压卵”和“在汤沃雪”，可见力道。
　　首当其冲的就是傅嘏，只要刻意，发生在他身上的“微事”也是事，被罢免了职务。接着是建议出台《考课法》的卢毓，其本人似乎无懈可击，遂伺得其属下“微过”，直接溯到他头上。何晏哪有功夫跟他客气，“使主者先收毓印授，然后奏闻”。
　　排除异己以控制中枢朝政，曹爽与正始名士的目标是一致的。高压的结果是，对手的子女连婚嫁都成了问题。
　　魏明帝聪明一世，到头来糊涂一时，结果生生断送了曹魏的命。他钦定的二个顾命大臣，曹爽貌似精明，但与司马懿一比，高下立判。
　　何晏比谁都明白，曹爽唯一的胜算就是结束司马懿的政治生命，将他排挤出局，因此力劝曹爽专权。要说曹爽刚开始对司马懿还是比较客气的，看他“年德并高”，又是名符其实的魏初老臣，曹丕能当上太子，也有他的主意，于是“恒父事之”。变脸发生在正始名士逐渐撑控了朝政之后，曹爽自感羽翼丰满，不但不再瞧司马懿的脸色，且还拿脸色给他看。
　　司马懿精明就精明在，在落下风的情况下，肯装糊涂，肯忍气吞声地就任“太傅”虚衔，肯正视权力被架空这一事实。他有足够的耐心，就看上天是否肯给他机会。
　　况且正始名士内部，亦非钢铁一块。在提拔王弼这个问题上，何晏与丁谧就意见相左。何晏拟用王弼出任“黄门侍郎”（皇帝近侍之臣），丁谧却撬起墙角，成功说动曹爽任用王黎，王弼只得屈居“尚书郎”。
　　时正始九年（248），王弼二十二岁。
十


　　王弼是否合格的办事人？这是个问题。因为尽管长于内才，王弼却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而“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授职之初，他求见曹爽。曹爽也答应他的要求，屏退旁人，只与他面对面（请间）。可是一番高深莫测之后，本来心情激动的曹爽，却发现他什么也没得到，由是轻视王弼（以此嗤之）。
　　曹爽终归办事人。
　　由此，大体可推测出曹爽与正始名士之间的关系。正始名士要翻身，曹爽要巩固地位，于是他们的目标遂趋向一致：联手对付魏初老臣。
　　正始名士的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就是说，他们拒绝沦陷到具体事务中去。可是问题又出在他们对权力的追猎，不亚于对神仙姿态的仰慕，以故出了故障。比如邓飏，为人既“好货”，自是要先收了礼才肯“办事”。
　　正始集团深为人诟病的“选举不得人”，以及诸多的矛盾根源，最后都算到了曹爽的头上。曹爽所以有后来的失败，根子很可能出在他与正始名士的结合不地道。
　　正始名士这种似乎是悖逆的人格对立，竟出奇不意地集中在王弼一人身上。王弼恃才傲物，“颇以所长笑人”，又不通达人情物理——浅而不识物情，以故为士君子所嫉。羡慕嫉妒恨，下绊子的必然多于襄赞的，这是必然的世态。
　　王黎不久病亡，曹爽终不用王弼而另用他人。王弼的无缘核心高层，何晏使不上劲的一脸无奈，似乎暗示了正始集团不妙的前景。

十一

　　转眼已是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一场风暴眼看就要到来。魏初老臣谈及何晏与邓飏，咬牙切齿，竟将之比作东汉的弘恭与石显这二大坏蛋。坊间又以何、邓、丁为“欲啮人”的三狗，矛盾逐渐表面化。曹爽不得不提出警告：“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
　　其实，在此期间，象管辂这样的明眼人，早已看出端倪。
　　管辂是易学怪才，山东平原县人氏。他与何晏所以相识，缘于裴徽的介绍。而裴徽、管辂所以相识，缘于裴徽由吏部郎外放冀州刺史（公元244年），由是结识“草间自有清妙之才”的管辂。《三国志·管辂传》载：“（裴徽、管辂）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疲）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树下，乃至鸡向晨，然后出。”
　　四次相见之后，管辂被破格“举为秀才”。
　　“秀才”是州一级向中央贡举的杰出人才。
　　行前，裴徽向他推介了正始名士圈，以及老朋友何晏。
　　正始九年（248）十二月二十八日，洛阳，大街小巷已满是年节的气氛。何晏请管辂过府一叙。
　　何晏肯定地说：“君论阴阳，当世无双。”时邓飏在坐，陪着十倍的小心在旁边听了半天，却愣没听出一点门道，他纳闷了：“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词义，何故也？”管辂答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何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
　　邓飏与何、管亦不在一个层面上。
　　何晏紧接着提出二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闻君著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当至三公否？”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集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
　　管辂告诉他二点：一，所有的结果都是行为的产物，卦是算不出来的（履道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二，青蝇集于鼻尖，预示着即将遭到围攻；而鼻为天中之山之象，又预示着即将遭到清算。
　　管辂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太张扬，低调点，收敛点，自然“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
　　没想到大节下，跑这来听说教了，一旁的邓飏早不耐烦了：“此老生之常谭也。”
　　管辂亦老实不客气：“老生见不生，常谭见不谭。”
　　何宴一脸土灰。就在管、何会面之后，何晏写了一首诗，彻底泄露了他心中的不安与忧虑：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
　　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
　　一心三公的何晏，到底动了林下之心，很是难得。只是，事到如今，人在江湖，想抽身已然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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