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领跑30年，如何再启改革试验又一春？ 深圳, 试验,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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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领跑30年，如何再启改革试验又一春？

1979年，深圳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蛇口炸响“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资料图片30年前，经济特区在开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福建应运而生，承担起为彼时的中国打破计划经济藩篱和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要历史角色和使命。30年里，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创造和诞生出了众多被写入历史的举措，凝结成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中，广东占了三席。

无论是引领改革风潮的深圳，还是在发展的冲动中努力寻找平衡点的珠海、不断尝试着突围的汕头，以及承担台海关系纽带的厦门、几经沉浮的海南，再到最年轻的特区、西部门户喀什，回首30年的风云岁月，中国经济特区在不断尝试和突破中，为中国探索发展的成功路径，提供了最具价值的标本。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南都推出“使命———中国经济特区30年”系列报道，关注六大经济特区在过去30年中，提供的具有各自标本意义的经验，也关注它们未来的道路选择。

再过几天，8月26日，深圳特区将迎来三十华诞，正式迈入而立之年。过去的30年，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扮演着中国改革“试验场”的角色，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并长期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

站在下一个30年的入口，创新、闯关、试错、争议、前行……所有种种曾经让深圳引以为豪的荣耀，也在30年后面临一次新的涅槃。

深圳频造“全国第一”

从一名机械工人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处长，吴明(化名)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

一天之内，过去的30年被画上了一个节点。2009年11月，56岁的吴明办理完所有提前退休的手续，正式“赋闲”在家，在全国关注的深圳大部制改革中，成为首批被“消化”的多余官员。

这场改革，带着“急行军”式的深圳速度快速而坚定地推开。改革的背后，是经历了长达十年“特区不特”大讨论下的深圳，在2009年迎来改革的“第二个春天”。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帽子没能戴上，大部制整合下的深圳行政体制改革再次让这座中国改革“试验场”迈出前进步伐。在前30年，这座“试验场”曾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输送“源头活水”。

对于骤然而来的身份转换，吴明说“有些失落”，但回想30年前的深圳，也为当下的特区改革感到欣喜。

深圳蛇口的傍晚，女娲补天石像前，一名保安指着对岸的南海酒店告诉吴明：“别看现在不怎么样了，当年那可是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这座看起来不再亮丽醒目的酒店，在1988年11月一次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曾留下过这座城市当年的风云人物袁庚的一段著名演讲，这段演讲中引用的那句伏尔泰的名言，此后成为蛇口的标志：“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那时的袁庚，正是凭借着大胆创新、敢闯敢试的精神，带领蛇口这个“试管婴儿”挺立在改革开放的潮头，笑傲群雄。

打破“统包统配”的“铁饭碗”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用工机制，蛇口工业区直选管委会，土地拍卖敲响第一槌，国企股份制改革“试水”……今天的深圳回望过往，身后是30年风云激荡的岁月，是一连串“全国第一”的辉煌。

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第一个十年，几乎每年，来自这块改革“试验场”的创新举措和动作，都会成为中国改革下一步的方向。

在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苏东斌看来，深圳特区的一大贡献就是贡献了一个“新体制”，探索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还贡献了一种“新精神”，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新时代精神。

三次著名争议

1979年4月，中央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3个月后，中央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提出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由于很多人提出“出口特区”的内涵太过单一，广东省提出的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的建议也得到采纳。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深圳等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1980年8月26日，从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这一天起，探路，就是国家赋予这个新生儿最大的使命。

“简单来说，包括深圳在内，经济特区就是要使中国富起来。”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认为，这是特区创办最原始的使命。

事实上，催生创办经济特区的“逃港事件”，核心就在于深圳人民对于富裕的追求和向往。

由于毗邻香港，偷渡当时在这片土地上并不新鲜。新中国成立后到特区设立前，深圳前后经历过四次大的出逃事件，而1977、1978年间的大规模逃港事件，更是引起远在中南海的邓小平的关注。在复出后首次到广东视察时，广东省领导也汇报了这个问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被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牢牢记住了。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调查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相差近100倍。更耐人寻味的是，居住在新界罗芳村的，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邓小平回京后，中央随后派考察组到港澳实地调查并提交报告，提出将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两县划为出口基地。作为前奏，这次考察直接拉开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序幕。而发展宝安、珠海的初衷，就是让这里的人们富起来，不再往港澳出逃。

而要让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非跳出当时的体制不可。作为中国先锋队的经济特区，特别是特区先锋队的深圳，被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用邓小平的话说，要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曾经回忆，从北京“空降”深圳时，中央领导曾找他谈话：“深圳就那么小一块地方，并不要求实现多少G D P，向中央上缴多少财政收入，创造多少出口外汇，重要的是为开放、改革探索、创造新经验。”

回首深圳特区充满荣耀的30年，荣耀之外也充满着辛酸与迷惑。因为改革，因为尝新，深圳多次被置于风口浪尖，甚至危及到特区的生存。

1985年，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直指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同时，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

对于当时正春风得意的深圳而言，这无异于当头棒喝。评论认为，这篇文章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拉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序幕。直到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强调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才渐行渐远。

1992年前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又在这座城市甚嚣尘上。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特区引进“三资”企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次争论同样也随着小平第二次南巡而逐渐平息。

很快，风波再次来临。1994年3月，经济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报告以内参的形式递给高层，这份报告再一次把深圳拉进一场暴风骤雨中。报告中称，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中国必须对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的争论，引发了深圳此后十多年的迷惘与彷徨，时至今日，这个争论仍未停止。

深圳的灵魂：闯

探究深圳特区的成功原因和经验，观点有很多种。有人说是中央的优惠政策，有人说是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也有人说是全国千千万万移民过来的人才大军，等等等等。

不过，几乎没有分歧的观点是，“闯”才是深圳特区成功的根本所在。邓小平也曾说过：“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在专家看来，正是无所畏惧的改革闯劲，或者说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使得深圳虽然与各个特区在创办初期处于同一起跑线，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却在日后异军突起，一马当先。

直到今天，每每谈起改革开放初期的岁月，深圳人总是喜欢用**燃烧来形容，总是津津乐道于袁庚、梁湘这些改革先锋的故事。人们怀念的，是他们血液中流淌的“拓荒牛”精神。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认为，深圳敢为人先，有赖于一批改革闯将的涌现。

特区刚建立时，大量外资进入，外资使用土地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土地也是商品，应当允许自由买卖，卖给外资还能变成急需的硬通货。但更多的人认为，把土地卖给外资简直等同于卖国，清政府当时也只是出租土地，不是卖地，“深圳不能当历史的罪人。”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大胆地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开来，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是不能卖的，但土地使用权是可以有偿转让的，卖给外商的只是时间有限制的土地使用权。很多人为此惊呼：深圳“变天”了。不过，正是这一次敢为天下先，推动了外商的投资热潮，为特区早期发展积聚了能量。

梁湘在离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全市干部大会上曾这样袒露心迹：“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说出的不仅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更有他不竭的改革精神。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以改革创新、敢闯敢试取得辉煌的深圳特区，同样因为改革动力的衰减、闯劲的弱化而彷徨与迷惘。

回首特区30年的风云荣耀，不难发现，从深圳走出的“全国第一”，频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时至今日，在对深圳改革的盘点中，即便是2000年以来动作频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有价值的尝试也似乎只能用屈指可数来形容。

汕头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方宁生并不认为深圳的闯劲在减弱。“时代赋予深圳的任务不同了，以前强调改革的广度，现在更强调深度。”

从庙堂到江湖

几杯清茶，茶几上摆放着装帧独特的笔记本，2010年5月28日下午，距离深圳市2010年“两会”开幕仅有一天，一场名为“城市如何以人为本—————新一届政府的民生课”的民间沙龙，在香蜜湖一家茶社进行。高校教授、研究学者、文化人士、媒体从业人员、普通市民……沙龙的参加者来自深圳各个社会群体，讨论起政府应当关注怎样的民生课题，大家都有话要说。

对于深圳来说，这样的民间意见表达方式，在2003年一个年轻人引发的那场“世纪大讨论”后，早已是城市习惯的生态之一。这些茶座沙龙中的意见表达者，许多已经成为城市民间表达的意见领袖。有媒体评论说，民间意见领袖的出现，南方得中国之先，而深圳，则是最早生长出这种民间意见表达群体的土壤。

呙中校，一个外地来深谋生的文弱书生，因为一篇网文，在中国民间言论空间模式的发展史上书写下了标志性的一笔。

2003年，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之名在网上抛出一篇长达万言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经网络迅速传播，并引来众多媒体关注。一时间，这篇议政网文不但引发了深圳民间、业界和学者对特区城市发展去向的热烈讨论，更吸引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目光。2003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下，“我为伊狂”和于幼军面对面坐到了会议桌前，这场政府与民间声音的对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被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开创了中国省部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以这一事件为发端，一群具有创新自觉的城市公民，开始从城市生活的细微之处提出并践行自己的设想，大到城市改革进程，小到社区居民的物业管理收费。此后的几年中，在中国民间智慧自我言论的表达和践行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民间改革”群体，并打上了深刻的深圳“印记”。

事实证明，特区从来就不缺少希望代表民间发出声音、推动创新的“先锋派”。罗湖区肖幼美、南山区吴海宁等在社区内张贴竞选海报，自荐直选人大代表；市民邹涛在深圳新闻网上发帖自荐，希望能“亲身体验深圳的民主与法制的创新”，成为“一名真正的代表最广大基层老百姓的人大代表”；市民李红光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广告，寻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从群众中收集到的12条建议做代言人。民间参政议政行为一直在升温。

有评论说，进入本世纪以来，深圳民间勃兴的公民社会意识和深圳这座城市灵魂中的不断创新的特质开始融合，来自民间的创新和改革冲动自发地接过了深圳“改革”之城的大旗，改革“从庙堂之高”走入“江湖之远”。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深圳官方引导着中国改革的风向标，那么到2003年以后，创新的举措更多地成为深圳的城市自觉，在自上而下的创新改革成为城市内在推动力后，深圳的公民几乎是天然地开始了民间改革创新之举。

改革困惑

“已不再是在一张白纸上改革了”

走过30年的深圳特区，目前，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当口儿。

在经历了多年的迷惘和徘徊后，2009年的深圳，迎来了又一个春天。这一年，酝酿了十年的创业板启动，为沉寂已久的深圳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蓝图构想。而在深圳迎来30华诞前，中央又给深圳送来“特区扩容”的大礼。

在人们看来，如果深圳在下一个30年要有所作为，则必须秉承前30年的持续改革与敢于试错的精神。“30年前思想解放之余萌已消耗殆尽，曾经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只有作出更大胆的革新，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观察人士分析说。

不过，当下的深圳，改革创新的动力与环境已不可与30年前同日而语。

来自《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指出，深圳今天的改革难度更大、阻力更大、风险更大，目前改革攻坚面临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用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的话说：“已经不再是在一张‘白纸’上改革了。”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到攻坚阶段，换句话说，是自己改自己，是要革自己的命。”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央进一步授权，深圳的改革将难以有所作为。他说，深圳过去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影响，主要是现实中碰到什么问题、什么阻碍发展，就改掉什么，这样的改革有针对性、有生命力。而现在，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不去管改革能达到什么效果，否则就陷入了“改革综合征”。

目前，再想中央给深圳特殊优惠政策，显然难度很大。

除去这个因素，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批改革闯将的出现。由于受到牵制的因素增多，创新和尝试的成本加大，影响了“拓荒牛”的**和胆魄。更重要的则是当初的改革者，有些已成为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改革者。

“现在很多干部在做一件事前首先要考虑法律依据是什么，害怕出了事‘乌纱帽’保不住。”一位观察人士告诉南都记者，目前不少干部的思维被固化、被单一化，“如果说深圳被谁抛弃，就是被深圳人自己抛弃的。”

深圳未来的轨迹在哪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叩问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