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启示 启示,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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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启示

   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读书是人类的一种专利权，其他动物没有这个专利。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步步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子拿书来读，那是大家都赞赏的觉得有出息的事情。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是可塑性资源，不塑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若塑造，就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可贵的动力。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命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的兴衰的一件大事。增加基础性的公共教育的投入，无论对于培养人才成长的土壤，还是对于发现更多的读书种子，都至关重要。

    我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人，对于这一点体会得尤其深切。广东电白县，是我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我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之前连小学生都没有。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放牛，如果没有从外乡来的一个老师把我们从放牛戏耍的水塘里拉上来，没有建国初期办起来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我现在也许还是广东农村的一个老汉。因此有篇报道就说我是“从水塘里拉出来的研究员”。外乡来的老师从水塘里把我们拉出来，给我们穿好衣服，就说：“你们上学吧。”那时候学校就一个老师，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又是敲钟做饭的工友。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读《古文观止》即可以进入掌故的世界；看木偶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是夜晚走小路在野外看的，听到村头村尾大人唱着戏中的腔调，也就刺激了读古典小说的趣味。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父亲有一本残破的《三国》，上海石印本，只剩开头的二十回，有插图。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番早年阅读，包括陆续读到的《西游》、《说唐》等作品，说不清是否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典小说的情结。后来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我小时候读书条件很差，但是任何差的条件，都有两重性，既限制了你的阅读视野，又可能激励着你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到的书不够多，也可能在精心阅读中强化联想和悟性。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 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
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1965年进大学，“文革”几年基本不上课，“读书无用论”流行。我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蹿下跳的能力，面对大庭广众一讲话，脸都红得像关云长，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领袖人物。读书面对书中人物不会红脸，那就找书来读。心里也想，父母在农村头顶烈日、脸朝水田，那么辛苦种地供你读书，你竟然放放荡荡，不读或不读好，你有良心吗?

    所以在“文革”十年，我没有荒废。只是一个找到书就看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人。那时图书馆关闭了，人大图书馆马列的书很多，处理重复的版本，我花五毛钱买一套《资本论》，厚厚的三卷，花了一年时间从头到尾读一遍，还写了一大本笔记。一个伟大的精神体系什么样，经典什么样，读了之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荡，仿佛开启了一个博大的境界。那时找书不容易，北京的同学回家带来一些书．带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文艺复兴的艺术，包括普希金、高尔基和《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是那时读的。他们说我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到工厂后我还通读过《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以及一批中外长篇小说，有些书、有些篇章反复阅读得津津有味。人有些东西是暂时的，开会坐坐主席台啊，风光一下啊，有人有此兴趣也未尝不可，但我总觉得读书积累下来的素质是一辈子发生作用的。

    我指导博士生，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教科书上讲了什么，你添加几条材料，就洋洋洒洒地做文章。你要在教科书上不可生疑处进行质疑，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才能做好文章。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在读书的刻苦上，农村孩子容易做到，他会觉得读一本书比挑一天粪轻松。我写现代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不是也很容易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吗?最紧张时，一天一本，还做笔记。一个作家的书你把它读完，一个领域的书你把它读完，找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挖一口深井是力所能及的。找一个中等的领域，你觉得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和发展潜力的，读它十年八年，可能在这个领域，全国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发言权。不要找大而无当、空泛不实的题目，要找具体的、自己有感觉的中等题目。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五十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客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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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启示

   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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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人类的一种专利权，其他动物没有这个专利。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步步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子拿书来读，那是大家都赞赏的觉得有出息的事情。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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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是可塑性资源，不塑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若塑造，就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可贵的动力。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命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的兴衰的一件大事。增加基础性的公共教育的投入，无论对于培养人才成长的土壤，还是对于发现更多的读书种子，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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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的人，对于这一点体会得尤其深切。广东电白县，是我偏远而贫穷的家乡。我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之前连小学生都没有。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放牛，如果没有从外乡来的一个老师把我们从放牛戏耍的水塘里拉上来，没有建国初期办起来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我现在也许还是广东农村的一个老汉。因此有篇报道就说我是“从水塘里拉出来的研究员”。外乡来的老师从水塘里把我们拉出来，给我们穿好衣服，就说：“你们上学吧。”那时候学校就一个老师，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又是敲钟做饭的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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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读《古文观止》即可以进入掌故的世界；看木偶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是夜晚走小路在野外看的，听到村头村尾大人唱着戏中的腔调，也就刺激了读古典小说的趣味。我大概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父亲有一本残破的《三国》，上海石印本，只剩开头的二十回，有插图。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番早年阅读，包括陆续读到的《西游》、《说唐》等作品，说不清是否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典小说的情结。后来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我小时候读书条件很差，但是任何差的条件，都有两重性，既限制了你的阅读视野，又可能激励着你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到的书不够多，也可能在精心阅读中强化联想和悟性。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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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 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
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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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5年进大学，“文革”几年基本不上课，“读书无用论”流行。我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蹿下跳的能力，面对大庭广众一讲话，脸都红得像关云长，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领袖人物。读书面对书中人物不会红脸，那就找书来读。心里也想，父母在农村头顶烈日、脸朝水田，那么辛苦种地供你读书，你竟然放放荡荡，不读或不读好，你有良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