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莫使警察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1] 群体性事件, 河北省, 社会稳定, 大众传媒, 公安局

狼图腾

震惊全国的“６.２８”瓮安事件还没了结，紧接着就发生了“７.１”杨佳上海袭警事件、“７.３”陕西府谷警民冲突事件、“７.９”河北省广宗县公安局大楼被炸事件、“７.１０”浙江玉环县警民冲突事件、“７.１７”广东惠州骚乱事件、“７.１９”云南孟连县警民冲突事件等。在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而且都和警察有关，反映官民、警民之间的矛盾使民怨已达到满地都是干柴的地步，一有火种就可能燃烧、爆炸。

　　瓮安事件爆发一个月来，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反思、总结、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但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贵州蔓延到上海、陕西、河北、广东、云南等地。警民冲突事件的发生，已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特别是杨佳袭警事件发生后，尽管警察６死５伤本应得到同情和支持，尽管有大量政府雇用的网络宣传员为政府、警察说话，但网络上仍然是一片同情、支持声，这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中国警察在人民心目积怨有多深。

　　我相信全国上下都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民众对警察的怨恨为什么这么大？警察本是稳定社会的保障力量，但因警察的问题而导致的警民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社会的稳定。

　　瓮安事件发生后，面对严峻形势，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省级党政领导电话会议，温家宝要求党政领导本着求真务实态度及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承担和负责，找到本地区的隐患、尖锐矛盾及潜在危机，制定出解决、舒缓、防爆发的措施和政策。温家宝警告诸侯：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耍手腕，民怨民愤是压制不住的，总要在某时期爆发。官逼民反，官压民愤，这是必然规律。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１９９３年的１万起，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６万起，参与人数也从７３万增加到３０７万。２００５年７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６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正当北京奥运进入紧张的倒计时之际，７月３日公安部通报，６月份全国４７７个地区的城市、乡村，发生民众抗争事件７６８６件，其中和公安、武警冲突的１２９件，冲击、焚烧党政机关，公安、司法机关的有８７件。在抗争事件事件中，伍千人以上至一万人规模的，有５６件；一万人以上大规模的有４件，而且都集中在６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