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朱元璋6次大规模肃贪 15万贪官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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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保
时间:
2013-11-27 09:51
标题:
朱元璋6次大规模肃贪 15万贪官人头落地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典型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在各种记载中,少见其人劣迹,大约是元代极为活跃的国际、国内贸易中的一位商业天才。由于人们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于是便传说他手中有一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聚财富。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梁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且一介平民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会遭天谴。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九朝谈纂》卷1,引《近峰闻略》)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受到当代——直到今天历史学者们的热烈赞颂。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明太祖实录》卷68)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160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100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100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九朝谈纂》卷1,引《冶城客论》)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10万以上到15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案
”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141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92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1013个县。这1300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糊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明史》卷281,方克勤传)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后话。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2400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明史》之“刑法志二”)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大诰续编》“朝臣蹈恶之五十”)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
朱元璋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约是杀人杀得手滑兴起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像力和高度技术含量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会列入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之属,我们民族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刷洗,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等等。
此外,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
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以至于一百五十多年后,当这个帝国基本烂透了时,那位以青天之名著称于中国史册的海瑞,还大声疾呼,希望恢复祖宗创立的以剥皮实草为主的刑法。
最后,朱元璋还愿意使用的杀人艺术则是凌迟处死。这项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于将人肉活剐了数千刀之后,还必须保证被剐者是活着的。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朱元璋所开创的这个朝代崩溃之前不久,他的子孙是如何以此来对付袁崇焕——这位帝国忠心耿耿的捍卫者的。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罗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至少万例以上,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于是,满朝文武便随着这玉带的高低起伏,体验着人世的冷暖炎凉,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据说,当时的官员,许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会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恩典。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明朝小史》卷2)
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家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摘自《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李亚平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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