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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学良“通共”：蒋介石为何置若罔闻(2) [打印本页]

作者: 天保 时间: 2013-11-27 09:31 标题: 张学良“通共”：蒋介石为何置若罔闻(2)

　自然，双方也有利益冲突的情况。比如6月间蒋严令东北军配合晋西渡河之中央军向瓦窑堡方向夹击。张照旧依照蒋令执行，并通知红军尽速撤离。不料因红军撤退不及，而东北军进度较快，双方连续出现几次交火，互有伤亡。但对此张并不在意，反而相信这样更加逼真。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以后也不断出现。而这次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军一0七师因急于邀功，尚未进占瓦窑堡即发捷报，红军偏偏又因物资搬运不及不让东北军进城。双方好不容易答成默契，红军于是一面加紧搬运物资，一面集中兵力去防堵东北方向的中央军。不想，原先蜷缩在北面石湾镇不敢出头的国民党高双成部误听捷报出来想拣些便宜，竟意外发现瓦窑堡是座空城，乘势便占了去。等到红军回头时已无能为力，弄得一0七师师长刘翰东一度都十分不满。　　蒋的基本策略是“清君侧”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对此蒋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蒋也断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笼络以免为其他反蒋派所乘。何况蒋、张还有些私交。当然，这并不等于蒋会对任何暗通中共之事听之任之。蒋的策略是“清君侧”，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绝不手软。同时亦不做出丝毫不怀疑主事之人的样子来，以此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止不行。虽明知郭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复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就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其意图十分明显。让蒋意料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怀疑南京对东北军意图不轨，当即抄了省党部，把人抢了回来。最后，蒋依旧做此表面文章，以平息张之不满。而张也做个样子，把蒋点了名的嫌犯送往军法处讯问。蒋不愿得罪张之心态，极为明显。
　　张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蒋不想得罪张，自然有各种考虑，但关键还是对张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也正因为从内心里信任张，一旦得知张有个风吹草动，蒋就显得六神无主，有些不知所措。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20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达如下意见：“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概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言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冯庸并且说，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陈诚对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诫蒋说：“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这一连串情报不能不令蒋介石备感惶惑。以蒋对张学良之了解，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张会鲁莽行事至如此程度。刚一接到陈诚电，他就立即复电表示怀疑，称“皓亥电悉。冯庸之言多不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望弟即飞西安问汉卿对冯庸有否托其转告之事。如果有此事，则汉能与弟面谈也。”
　　但是，有了上述这么多的各方情报之后，蒋又不可能不对西北局势感到严重担心。给陈诚的复电电报刚刚发出，蒋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决定还是直接询问张学良为好。于是他又急忙给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去电，要他转询张学良：“兄托冯庸转告辞修之言，其词意离奇云，未知究说何言，为何托冯庸转达，请详告为盼。”
　　晏道刚身为西北剿总参谋长，与张共事已久，张却从未向其表露过任何蛛丝马迹，要他当面去问张，张能否直吐胸臆，似无把握。故给晏道刚的电报发出后，蒋马上想到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他为此又立即电告邵称：“辞修电称汉卿兄托冯庸转告辞修有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复没。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深恩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非得已也等语。其辞意甚离奇，请从旁考察或婉询其详。”
　　半天之内，一连发出三封电报询问此事，足以见蒋得此消息后燥动不安之程度。这一晚上自然是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蒋介石还是觉得晏道刚、邵力子未必能够了解清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又给陈诚发去一电，要陈务必紧急动身去西安当面询问张学良。电称：“冯庸之言请详询其汉卿兄何日何地与其谈及此言，希即详告，弟应急飞西安并准备暂驻为要。”
　　当天上午，蒋苦苦思索，总觉得张学良还不至于此。因此，电报发出不久，他又一次致电陈诚，要陈不要过于轻信，以致对张过多怀疑。电称：“再四研究冯庸之言实不可靠，以其人平时本甚夸妄，而又非汉卿信任之人，何以托其转达如此要言，望注意。但弟必须速赴西安视察为要。”
　　9月22日，蒋介石终于得到了张学良的来电。张电对所谓冯庸托言一事做了“澄清”。强调转语实因“良不善辞令”，“出言既以率直”，又“经冯转语他人”，以至“不无轻重失真之处”。他的本意是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至于他“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为镇压纷岐统一意志之策略”的“区区之苦衷”，还望钧座“垂察”。
　　蒋介石至此总算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次日把张学良的电报转发给陈诚以供参考，24日复电张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中一闻而知冯之言为夸妄，而不知冯之素性者以为其言之凿凿，不能无疑也。好在中直问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终肝胆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
　　事变中张对蒋的态度救了张的命
　　由上面披露的种种档案资料不难看出，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有对张倚赖的一面，但也有对张的忠诚较为自信的一面。虽有多种情报显示张及东北军可能有“通共”行为，蒋始终不予采信。结果，当冯庸之言一出，蒋竟如此吃惊，以致坐卧不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左思右想，反复去电探询情况。好在张学良及时改口，蒋的猜度得到证实，于是一切才又恢复原状。殊不知，冯庸所言实非杜撰。张之改口，实因8月底和9月上中旬这段时间里中共政策有了重要的改变，即由原先主张“抗日反蒋”转向主张通过“逼蒋”实现“联蒋抗日”。原定联合红军于九十月间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也因此而中止。而张学良在通过冯庸向陈诚放风表示打算出兵绥远时，他尚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的决定。直到9月上旬联络人员从陕北带出中共中央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经刘鼎转交给张学良，张才得知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于是，我们看到，就在陈诚从冯庸那里得到张学良激烈表示的几乎同时，刘鼎有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称张学良“对那个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这时才确切地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新决定，转而表示积极响应。张之态度前后剧变，实有此幕后原因。
　　当然，蒋介石是不可能了解到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这一内幕的。他甚至根本就不信张学良会真心向共。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在与徐永昌的谈话当中仍旧清楚地表现出他对张的这种信任。他明确表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汗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18]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后，蒋介石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的强硬态度会使张走投无路，并且明知此时前往西安可能有些风险，他却依然相信有张学良在问题不大，以至贸然飞往西安以图“镇慑”。到了西安后，明明在张学良的地盘上，他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是作茧自缚，把张逼上了梁山。
　　不过，张也还算对得起蒋。事变发生后除了极力保护蒋以外，时时当着蒋面落泪也显示其内心对蒋还是有一分感情。此亦即张所谓“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吧。多半正是由于蒋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事变发生之后他才会听从了宋美龄的劝告，虽然杀了杨虎城，虽然他恨死了张学良，到底还是把张留了下来。
　　来源：原标题为《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略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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