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视频客官方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阉党的一时猖獗及其灭亡（一） [打印本页]

作者: 天保 时间: 2012-9-4 03:34 标题: 阉党的一时猖獗及其灭亡（一）

按：《明帝国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五）》被新浪推荐以后，大量跟帖反而责难东林，为阉党辩护，认为东林只会空议论，阉党是干实事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讲的是明末的事，不能以现代的想象去议论明代的事，要弄清历史真相才来议论的好。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魏忠贤的出身，《明史•魏忠贤传》（卷三百五）：“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他是地方上小流氓出身，欠了一身赌债，因而自宫进宫，故他本身是一个赌徒，明代本来是禁止自宫入后庭的，一般使阉为宦官的都是战事中俘虏的少数族奴隶，故早期宦官中云南、福建人不少，或罪人该死，以宫刑代死刑，自景泰以后才有自宫以求进者，但也罪之，送南海子种菜，以后才收以为用，后来近畿之民为了逃避徭役，希求富贵，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往吏部投进，日积月累，千百成群。这些人一旦得志，危害就很大，魏忠贤就是这样的人物。魏并不识字，没有多少文化教养，做仆役还可以，如果有后宫的贵人或与朝廷上贪官污吏结合在一起，那就很难干成什么好事。魏忠贤自熹宗即位，到他死，这七年时间确实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也未干过什么实事，他所干的无非是勾结一群小人，为巩固个人权势，并以陷害东林诸贤为能事。魏忠贤镇压东林诸人的大案，主要在天启四年到五年，而天启六年与七年是他们最得意的是时候，别的不说，辽事的败坏便与阉党有关，孙承宗作为熹宗的侍讲，以阁臣为辽东督师的，挽回了王化贞，王在晋在辽东的败局，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于辽东恢复了大量故土，孙承宗的去职是魏忠贤逼的，熊廷弼的冤案与魏忠贤有关，杀熊廷弼是阉党冯铨为报复私怨的结果，而这个冯铨后来投降清廷，还任清廷的内阁大学士，他倒是阉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最终袁崇焕在宁远打了胜仗也只能乞退，阉党启用高弟为经略以取代孙承宗，高弟“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明通鉴》卷七十九，天启五年十月）考异称：“《明史本纪》书高第代在已卯，承宗致仕在庚宣，蓋承宗请罢，而忠贤亟欲去之，故先代而后罢也。”这先代而后罢正好证明孙承宗的辽东经略是魏忠贤逼走的，为什么魏忠贤要赶走孙承宗呢？因为孙承宗不买他帐，孙是熹宗宠信的侍讲学士，见到熹宗能直接说话。故仅辽东这方面的乱便能说明魏忠贤与阉党执政后没有干好事，其贪赃纳贿、结党营私就不再细说了。下面两节中毁天下书院，修《三朝要典》及各地修建魏忠贤生祠，说明如魏忠贤及阉党那样的小人得志以后，只知邀功请赏张牙舞爪地排斥异己，而且不择手段地采取那种不知何为羞耻的行径，阉党第二次上台执政的状况，只要看看南明福王政权一年时间马士英、阮大铖的所作所为便可知道了，容后有机会再说。本篇共分五节，这次只刊一、二节，准备分三次刊载，可以看到魏忠贤是如何张扬不可一世，又如何迅速垮台瓦解的，如《三朝要典》那样依靠政权的力量定的案子，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一个小插曲。历史会依照自身的发展来给它定位的，不会有谁依照《三朝要典》的案卷来写历史吧，这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但魏忠贤就是迷信自己的权力，能决定以后的历史会如何书写，那只能由他去吧！历史会证明他的妄想实在可笑。（一）魏忠贤把持朝政与《三朝要典》的编修魏忠贤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镇压东林党人外，还必须把士人讲学的风气压下去，使其无法形成舆论，一定要设法把三大案翻掉，否则的话，总有那么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顶之上。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八月，诏毁天下书院，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各书院俱行拆毁，变价助工。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由霍维华、杨所修建议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把三大案完全翻过来。《明通鉴》天启六年（卷八十）纪其事云： “未几开馆，以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诋諆东林，暴扬罪恶。其论梃击，以‘王之宷开釁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论红丸，以‘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论移宫以‘杨涟等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宷、慎行、涟为三案罪首。时方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命即据《要典》改正。” 这样三大案的是非便完全颠倒过来了，王之寀、孙慎行、杨涟成了三大案的罪魁祸首。是年六月，《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打击东林党人。《三朝要典》的颁行，魏忠贤的势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三教九流的人都向阉党靠拢，另一方面阉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也随之而起。同时魏忠贤、客氏也就忘乎所以，事事为自己评功拜爵。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十月，以殿工成，太监李永贞归功于忠贤，于是进忠贤爵上公，其侄儿魏良卿为宁国公，予诰券，加赐庄田一千顷。《明通鉴》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载： “自是诸边筑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肃奏捷，法司捕盜，并言忠贤区画方略。诏书褒美，阁臣皆拟九锡文。半岁中，荫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擢其族孙希孟、希孔等世袭都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俱都督佥事，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称‘厂臣’不名。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極等票旨，言‘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内官为司礼、秉笔，非公事不得岀。忠贤每岁必数历畿甸，坐文轩，驾四马，笙鼓铙吹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帶，鞾袴而握刀者，夹车左右而驰。自厨传、优伶、蹴踘、舆皂，随者动以万数。尝自琉璃河祭水还，历西山碧云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党遣急足驰请然后下。” 魏忠贤是如此，客氏又如何呢？《明季北略•客氏出宫》（卷三）记载客氏出宫： “在宫中乘小轿，内官负之，俨然自视为熹庙八母之一。诞日，熹庙必临幸，升座劝饮，赏赉无算。往私宅，内侍王朝忠等数十人，着红前驱，乘舆至乾清宫，亦不下。呼殿侍从之盛，不减圣驾。夜出灯炬簇拥，有如白昼。衣服鲜华，俨若神仙，到私宅升厅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头，呼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阒震天。” 可见也是威福用尽。这两个人如此在后宫作威作福，便必然会使事物走向反面。当时皇后张氏对客魏的行为是非常反感的，《明通鉴》卷八十载： “后性严明，见魏忠贤客氏乱政，数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上至后宫，后方读书，上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上嘿然而出。忠贤闻之，益恨。” “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忠贤反状及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国纪为之。邵辅忠、孙杰欲因此兴大狱，借国纪以搖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刘）志选年老而嗜进无厌，惑家人言，谓已老，必先忠贤死也，竟上之。疏中极论国纪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盖忠贤尝诬后非国纪女，故云。疏上，事叵测，上无所问，但令国纪自新而已，忠贤意大沮。” 魏忠贤想兴张皇后之父张国纪狱，以动摇张皇后的地位，结果熹宗没有接受，而张国纪最终还是被勒令归故里。（二）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这个时期还发生一件事，那就是给魏忠贤建生祠。也是在天启六年这一年的六月，《明通鉴》（卷八十）云： “浙江巡抚潘汝桢倡议，奏请祀于西湖，织造太监李实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记功德。” “诸方效尤，几遍天下，薊辽总督阎鸣泰继请于部内建祠七所，费数十万，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开封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王者。巡抚朱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刘诏建祠蓟州，金像冕旒。其诸祠务极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为之，眼耳口鼻宛转如生人，腹中肠肺俱以金玉珠宝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凡疏辞揄揚，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阁臣辄用骈语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五稽首，称‘九千岁’。都城内外，祠宇相望。有建于东华门外者，工部郎中叶宪祖曰：‘此天子临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之，即削其籍。初，汝桢请建祠，巡按御史刘之待会稿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时海内望风献媚，自督抚、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煃，勋戚若武淸侯李诚铭、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若尚书邵辅忠，词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鲁国桢，诸司若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后。下及武夫、贾竖无赖子，莫不攘臂争先，汹汹若不及。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至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曵其像碎之。” 如此大兴土木给魏忠贤建生祠，那等于各级官员向魏忠贤表忠心。而且魏忠贤自己也乐此不疲，稍有异议和怠慢者便罢官削籍。如此荒唐事，亦是历史上仅有之事。什么事不能过头，过头了气数便尽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奄宦上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己，然未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天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生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为什么会如此呢？那是因为熹宗“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那是熹宗放弃了帝王的权力，魏忠贤这样的小人便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根子还在帝王制度世袭制这个缺陷上。后记：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奇异现象，个人的威信靠人为的大权特树是搞不起来的，谁这样搞，就是谁自找倒霉的时候，文革前期，搞个人迷信最起劲的是林彪，毛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了，那时各地大搞毛主席的塑像，毛在与红卫兵小将们谈话中表示反对，说你们怎么那样残忍，让我在外面不分白天黑夜地经受风吹雨打地为你们站岗放哨。他话说得很风趣，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已很明白了，他是反对的，接着在1967年7月5日，毛泽东有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批语：“此类劳命伤财有害无益，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现在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当时的塑像，如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还保存着，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文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象征意义就不同了，它成了人们怀念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象征了，谁再去拆毁这些塑像，反而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为什么你们那么害怕毛泽东，你们心中有鬼吗？当然，我也不赞****们去再造什么新的毛泽东塑像，那样是劳民伤财有害无益了，事物就应如此辩证地去看待。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曾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有批文给林彪、周恩来及文革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相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指不要在毛主席生日那一天）（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这是湖南的同志《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67年的5月至7月这一段时间里，曾六次批评署名杨成武发表在《人民日报》那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那时毛泽东就批评了林彪四个伟大的提法，他说：“谁封我四个官啊！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教授说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毛还说过自己亲自删过那么些“伟大”，70年12月18日，他与斯诺谈话时，又重申这个观点，讲到个人崇拜的问题时，他说外国人说他搞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首都叫华盛顿。斯诺补充说，每一个州里起码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毛泽东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喜欢以人名为地名，中国则早就禁止以领袖之名字命名为地名了。毛的意思很明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生活在社会上，总得有一点威信，这不是靠什么人树起来的，而是在靠个人的品质和实际工作中的成就赢得他人对己的信任和尊重吧了。如魏忠贤那样搞个人生祠，那当然必败无疑。其实，无论是如魏忠贤为自己，还是如林彪那样大树特树别人，其实都有一颗“小人之心”。毛泽东在1970年4月审阅两报一刊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把那些将毛称作“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这些过去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全部删去。在那年八月十三日，讨论宪法草案时，建议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几个字，引起吴法宪猛烈的反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肯定的，认为这样便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吴法宪为什么那样激动，因为这是林彪的创造发明，他是为了讨好林彪，林彪也把它看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实际上他们并不尊重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意愿，庐山会议上那场风波便是由此而生的，毛泽东看透了他们的小人之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依不饶，坚持真理。庐山会议上这场风波的风源便是由此而来，这反映了毛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态度。现在许多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毛的朋友，除了少数有敌意的以外，大多数是人云亦云，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更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许多精辟的讲话，只是一味人云亦云而已，我借魏忠贤建生祠的事说一下这件事，澄清一下历史事实，如林立果那样一面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不久又那样恶毒地攻击毛泽东为B52的人，他们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几声吧了！只会为历史留下几个笑柄而已！（待续）

欢迎光临 MV视频客官方论坛 (http://bbs.mv17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