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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为何不称帝 反而拥立年仅6岁顺治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摘自《前清秘史:在历史的拐角处》 作者:李亚平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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