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只自由主义牛虻 毛泽东, 众人

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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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梁漱溟的人生素描中，使用最多的词不外乎“傲慢、固执、清高”之类，其中最显其“不群”、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即1953年公然顶撞毛泽东、放言“九天九地”之举了。此事流传甚广，几成梁公一尊名片。虽然，众人目光里透着对“螳螂挥臂”的激赏和叹服，但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梁公还是被粗糙地景仰了。因为众人看上的多是他的“犯上”，换言之，梁公是作为性情人而非思想者被抬举的，在渲染其个性魅力和道德光芒之时，却忽略了他身上最可贵的理性特征：相信自己的眼光、独立判断乃至自由表达的习惯——即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褪掉的那种习惯。
事情的全貌大抵如下——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政协委员梁漱溟走上主席台，稍事应景后，他话锋一转，直指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副“农民代言人”的姿态触怒了一个人——搞了半辈子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他坐不住了：“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随后写信，想澄清事实，但泼回来的冷水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一周后，在乱糟糟的批驳声中，梁漱溟的嗓门又一次震惊全场：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不甘：“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我现在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党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当然，观众们不会无动于衷，梁的声音被一阵阵口号淹没：“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
历史都不该遗漏这一幕。这是1950年以来，党外人士直谏犯上的第一人。其激烈与尖锐，也许是迄今为止强度最大的一次。
其实，争到最后，梁争的就是一道权利：发表己见、异见的权利。
这记孤弱而不识时务的呐喊，让我想起了34年前源于梁漱溟的另一支疾呼，同样，那支疾呼在当时的鼎沸之势下，也被淹没了。其时少有理会，其后也少有重视，时间一长，便也真给忘了。
1919年，“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青年事件爆发。全国哗然，遍地揭竿，所有舆论都倒向一边：“五四”万岁！学生万岁！可就在大合唱中，却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反调——
5月18日，《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篇《论学生事件》，观点是：学生打卖国贼，动机无疑是好的，但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理应自愿接受制裁；纵然曹、章二人再罪大恶极，但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青年再爱国之举，也不可借机对他人施暴。
作者正是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梁强调，若中国有希望，每个人须有公民意识，任何理由不可居法律之上，惟公民权有保障，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在“五四”舆论中，鼓吹“公民权”者，梁绝无仅有。在民族利益上，梁不会是非不辨，显然，他关注的是另一方向，使用的是另一工具：超越时局眼光的制度眼光，超越政治思维的普世思维，超越道德逻辑的理性逻辑，超越斗争立场的建设立场。尽管，你可用历史审判的口气——指责那法律和体制不具“合法性”和“人民性”——从起点上粉碎它，但谁能说梁坚持的“人身安全保障”只适配于理想国、只适配于无过失者呢？即便法律有“阶级性”，但谁能否认任何法律都含有最日常最普泛——适用于基础生活的合理成分呢？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美国19世纪的亨·戴·梭罗。表面上，梭罗是一个处处同政府作对的人，他有篇檄文《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宣称：“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他甚至呼吁人们“犯法”，以让政府“这部机器停止运转”。但同时，他强调这“犯法”须是一种和平方式，排除暴力。他因拒绝缴税而被捕，有意思的是，他不逃避惩罚，公开抗税后就坐在家里，一心等警察来。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表达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与法律“有限合作”的立场。或许，在一个充满弊病的年代，“违法”的正义性即于此。这种梭罗式的有机的反抗，列夫·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深受其熏染。还有一个同法律合作的例子：苏格拉底。他虽蔑视不义的权力，但拒绝逃走，并主动放弃被赦免的机会，接受惩罚。）


2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若只有道德**而无理性资源，只有集体话语而无一己之见，这正常吗？何来前途？
面对“五四”，当同仁们都热衷于救亡，沉浸于道德和政治观察时，梁漱溟用的是另一副镜片——这副镜片，在接下的半个多世纪，将被国人一再错过，一再失之交臂，这个国家的公民化进程也一再拖后。
梁漱溟触摸到了一个宝贵的东西——人权。
这正是被他的时代毁坏最严重的东西，也是被误解和篡改最深的东西。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只讲目标不讲程序、只顾正义不讲人权、自以为真理在手即随心所欲，这些做法会把民族拖入怎样的灾难和迷狂。再没有比1966年刘少奇举起的那册瑟瑟发抖的《宪法》更令人心寒的了，没办法，因为你是“卖国贼”，谁告诉过年轻人“对卖国贼也要讲人权”？谁向他们布道过“打人是犯法的”？
“公民”“人权”“宪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可谓遭遇最坎坷、附加条件最多——最易被冲淡、挤掉和偷梁换柱的一组概念，诸如“时局”“生存”“救亡”“国情”“特色”等大词，轻易可将之剥蚀掉、消解掉。
梁漱溟是个超前的“常识”发现者和持有者。其卓越和悲剧在于，较之自己的时代和同胞，他的常识太离奇、太不寻常了。
梁漱溟是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信仰躬行者。其身上，既有士子清流的铮铮傲骨和大道治世的儒生情怀，又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和理性精神。身为国学大师，但他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上。”人们往往把梁的独见和固执归于恃才傲物，其实，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折射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一面：独立品格和理性原则（这也正是胡风、张中晓、顾准等身上最闪光、最相似的灵魂要素。）仅凭士大夫的耿直、不阿、清正之道德操守，是奏不出“人权”“自由”这等现代声部的，传统国学资源中，也找不出“公民”“法律”等成分。
梁漱溟算得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最有力的载体之一。对1953年这场政治风波（我眼里，它更像一桩“精神事件”），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赞叹不已。

3
一个多么宝贵的“异数”！敢于不群，敢于逆动，敢于在群沸中发表独唱，对热衷道德审美和集体意识的中国生态来说，是最稀缺的元素！而自由言论和公民意识，之于姗姗起步的中国现代启蒙，是何等重要的营养！检索近代以来中国精英们的大脑，无论革命、改良或保皇，无论激进派或保守派，无论“左”或“右”，你都很难找到“公民”“人权”“法律”这样的理性字眼，而这，恰为现代精神的精髓之物。
正是这种“个”的生命类型和灵魂气质，使得1974年“批孔”风暴中，梁漱溟又成了公开的反对者之一（另者是吴宓）。
1919、1953、1974……几番“冒天下之大不韪”，梁漱溟都是真诚的、本色的，包括他某些时候的“认错”，皆为真情所驱、由衷所致。这份真诚很像他的父亲，“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我的父亲梁巨川》）1918年11月，新文化之风愈吹愈劲，保守的梁巨川自沉于北京静业湖。尽管父子有着巨大的理想冲突，但有一点相同：人生和信仰不分家！生命要有尊严！意见要真！骨头要硬！
1950年后，连此前的反强权运动中有卓越表现者，也纷纷脱胎换骨，投奔“新生”。似乎也只有梁漱溟、储安平、张东荪等极少不识时务者，走着一条被视为危途的旧路。其生命步履，便像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凄苦、滞缓、笨拙、稀稀拉拉……
这样悲怆的英勇，1950年后的历史上，只闪现过罕见的几个瞬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吕荧摇晃着起身：“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十几年后，在同样的会场，在宣布将“叛徒、内奸、卖国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隆隆雷声中，一位叫陈少敏的女性默默攥紧着一张反对票……

那是怎样的孤独与承受？
正因为它是“个”，它那么势单，讨伐它围剿它的力量那么庞大，它才显得珍贵而悲壮！若没了这些“个”的闪光，若没这些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异数，中国现代文化史、人物史和思想史该多么的乏味、多么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