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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与格林斯潘:谁是真智者?

沃伦·巴菲特与艾伦·格林斯潘两人都是美国经济界的大名人。一位享有“美国股神”之誉,在50年的投资生涯中,尽管遇到一次次股市危机,但从未失手,目前积累的财富达600多亿美元,长期以来一直名列世界超级富--人榜的前三名。一位则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联储主席,在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树市场经济无上权威的时期辅佐了四位美国总统渡过了一场场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得以维持增长势头。这两人都是同辈人,巴菲特现年78岁,格林斯潘大他4岁,但两人的理财观念却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概括:前者重视常识判断,不让那些他弄不懂的事物迷惑他的眼睛;后者相信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万能作用并笃信华尔街金融玩家所发明的各种金融游戏能创造财富。

   两人的分歧可以最好地用两人对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的态度来说明。金融衍生品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underlying assets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利用这种70年代新生的金融工具,人们可以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契约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形式进行交易。由于这种交易是建立在人们对股价、利率、或汇率有预测愿望的基础上,因此其本质与赌马、赌球、赌牌、赌轮盘等没有两样。一言以蔽之,金融衍生工具乃比较高级的赌博工具也。

   人们还记得,1995年2月英国Barings银行在新加坡的职员Nick Leeson因炒衍生品使一家有233年历史的老牌银行损失14亿美元而破产。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同样进行有关衍生品的炒作而损失46亿美元,几乎造成一场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能源公司巨头安然Enron也因涉足衍生品和做假账而破产。巴菲特与格林斯潘从这三起严重的事件中总结出什么呢?

   巴菲特在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2002年年报中写道:“我视衍生工具为定时炸弹,它们对操作方是定时炸弹,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亦是定时炸弹。基本上,这些金融工具让金钱在未来某个时间交易换手, 换手金额则取决于一个或多个参照因素, 例如利率, 股价或者汇率水平。……我们所看到的衍生品交易的赢利报告往往是夸张的。这是因为现今的赢利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估计,其准确性需要过了很多年才能被验证。通常情况下,这种夸张做法源于人们对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持有乐观的倾向。但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利益方也存在极大的做假账动机。交易员的报酬部分或全部是基于“市值计价mark-to-market”法则下的 “赢利”来计算。但如果实际的市场根本不存在,就采用“模式计价mark-to-model”法则计算。这种换算法就会产生大规模的弄虚作假。……衍生品交易中记账错误的受益方一贯是那些追求数百万美元红利的交易员或希望能提出一个可以用来炫耀业绩的“赢利” 报告的CEO首席执行官。其结果是红利确实支付了,CEO们也从自己的认股期权中发了横财。但股东们则要在多年后才能发现那些报告中的“赢利”不过是个骗局。……衍生品妖精已经从瓶子里窜出来了。在没有发生某种事件使人们能明察这些产品的毒性之前,它们将肯定会不断繁衍增长。迄今,中央银行和各国政--府都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或监控手段来应对这些金融契约所带来的风险。在我看来, 衍生品是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其中的危险,虽然目前潜伏不发,但却具有潜在的巨大杀伤力。”

   格林斯潘是如何看待衍生品呢?早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已有人指出衍生品规模已发展到如此庞大,其之间的关系如此盘根错节、如此讳莫如深,政--府有必要对之加以监管,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但格林斯潘在与官员谈话和各种重要场合的发言中一再强调华尔街投资者有自我监督的能力,无需政--府来管。199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计办公室主任鲍希尔C.Bowsher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任何一家大型交易商如果突然垮台或退出交易将会导致市场出现流动性问题并将给其他交易商,包括政--府担保的银行以及整个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格林斯潘当时的反证认为政--府的监管不会比市场的自我监管高明,而且即使存在像鲍希尔所说的那种风险,其可能性极其渺小;更何况,他认为风险乃生活的组成部分。1997和1998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博恩女士B.Born雄心勃勃,准备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交易细节和风险准备金情况以着手规范金融衍生品。格林斯潘和时任克林顿内阁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强烈反对博恩的主张,并于1999年11月成功促使国会永久性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在安然事件后,2003年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说:“多年市场实践证明,衍生工具是极其有用的转移工具,它们把风险从不愿担当风险的人转移给愿意和有能力担当风险的人”,他认为如果进一步监管这些金融契约将是一种错误。由于格林斯潘当时威望如日中天,官员对他的每句话都奉若真知灼见,无人敢反驳。因此,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继续发展,继续膨胀,其规模已达到现今的53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年生产总值的4倍!

   今年的金融黑色寒秋让人对“最伟大的行长”、“谕言家Oracle”终于有了新的认识。意大利亲美的保守党财政部长特列蒙蒂在该国《晚邮报》毫不留情地讽刺道:“格林斯潘曾被誉为大师。现在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他是不是对美国造成最大危害仅次于宾拉登的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用“斯人已去,遗害犹在”为其“盖棺定论”。 我们在今天如果判断巴菲特与格林斯潘这两人到底谁头脑清醒,谁能辨别香花臭草,不为贪婪乱象所惑,不迷信于一种经济理论的万能,答案不言而喻。

   说来也令人有点难以置信,巴菲特的成功其实并没有什么奥秘可言,他认为投资需要的只是常识,不买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因为他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他没买网络股,没买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没买房屋抵押次级债券,避免了种种泡沫破裂所带来的风险。他完全清楚投资与投机的区别。他认为,投机者主要关注的是有关公司的股价,而投资者则关注有关公司的业务状况,尽可能地对有关公司做出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只要价格合理,公司运营良好,他会一直持有公司的股份,但如果价格超过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出。他投资中国石油之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2和2003年,巴菲特在阅读中国石油的年报后,决定购买中国石油的H股,他通过他的哈撒韦公司以4.88亿美元购入中国石油1.3%的股份,买入的价格大约是每股1.6至1.7港元,持有中国石油H股23.4亿股。到2007年10月份,巴菲特以12港元左右的价格卖出了持有4年的中国石油H股,虽然这样做使他无法赚到中国石油后来曾升到20港元最高位的利润,但他的公司还是获得了可观的近8倍的收益。从目前中国石油H股已跌至不到7港元的股价来看,人们不能不承认他具有高瞻远瞩的判断力。

   巴菲特令人钦佩的地方不仅在投资方面。2006年,他宣布将逐步把哈撒韦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捐献给5个慈善基金会,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捐献给比尔和米兰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用于促进世界的健康事业和美国的教育事业。美国两大巨富“取之于社--会、报之于社--会”之举为许多市场竞争的佼佼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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