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中美教育的差异，及中国夸耀背后的真相 学什么, 怎么学, 中国, 美国, 想学

天保

  



　一、为谁而学
美国教育告诉学生学习是自己的事，让学生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而中国的教育总是要事先给学生做出细致繁琐的各种规定，该学什么，学多少，什么时候学，该怎么学等等，中国的学生视学习为功利，因而习惯于应付，学习是家长、老师的事情，是为升官发财找工作而学，学得被动、教条、无奈。
　　二、育人目标：

　　美国不太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极其看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因而才会有美国白领不会算10减6等于几貌似“可笑”的事情发生，他们觉得要趁孩子年龄小时抓紧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中国教育特别重视所谓的 “双基”，重在练“基本功”，不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美国的学生低分高能，中国的学生高分低能。因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不愿意****中国学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是培养知识的奴仆，而不是在“育人”。

　　三、课堂：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启发，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中国的课堂要举手发言，美国的课堂鼓励自由发言。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表扬。中国的课堂讲纪律，美国的课堂讲人权。

　　四、师生关系：

　　在中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刚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高在上，而在美国教授也没有什么权威可谈的。美国人不承认权威。中国孩子盲目崇拜老师，觉得老师总是对的，中国的老师喜欢保持威严，不苟言笑，美国老师很喜欢和小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五、考试制度：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中国，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试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补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班级人数：

　　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超过45人，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人数平均60人之多，法律并不能约束什么。而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于违反教育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七、时间：

　　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8个月是上课时间，每天11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间。美国学生每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上学时间短、课业负担少，这是让孩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时间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时间。

　　八、成绩单：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师给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绩。在中国，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教师的考核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率。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下长达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九、教材：

　　美国的教材浅显，对孩子没有严格的要求，特别是数学，导致许多的成年人离开计算机对数字就没了概念，连日常生活的计算都成了难题，看之非常可笑，但是他们注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的教材一味的强调夯实基础，才导致机械重复的作业一堆堆，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有一批的高分低能的人才。

　　十、课外生活：

　　中国一般不太允许小孩参加真正的社会活动。但在美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门就开始真正参与社会活动了。美国的课外活动是学生自发参与，经费也是大家共同出资、共同寻求赞助。比如，8岁的孩子会帮人家清洗洗衣机，一次8美元，为别人演奏等等，把赚到的钱拿来搞活动。当然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赚钱，也有很多是打义工的。美国让小孩接触社会环境的方式非常多，他们认为教育即生活。

* 教室拥挤、贿赂泛滥，中国的教育体制并非共产主义天堂
* 在任何一所好学校里，所有孩子都来自富裕家庭
就在两年前发布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上海高中生的数学、理科和阅读成绩在世界各中学里排名第一。一些美国人将之视作和当年苏联发射首枚人造卫星一样重大的时刻——它如一个警钟，敲打着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么更好地教育年轻人，要么被中国人超越。今年三月，中国领导层宣布，在过去的五年，国家教育经费合计为7万7千9百亿,（折合美元1万2千6百亿），达到了占GDP总量4%的目标。前任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外出发表讲话时说，“我国的教育质量水平得到了综合提升。”
事实上，不同的中国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千差万别。家长常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而金额要看他们住在何地，以及对择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中国致力于实行“国家统一实施”“不收学费、杂费”的义务教育体制，但北京理工大学的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称，一些农村家庭仍要咬牙交出一半的微薄收入以支付学费，才能让孩子们坐在挤满近130名学生的教室里念书。杨还补充，为了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城市家长要支付近一万美元给中间人。



1994年，中央政府决定让地方上交大部分税收，这使得贫困城市更难制定出像样的教育预算。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每个中学生的教育花费大约为20,023元，贵州这样的贫困省为3,204元，两者相差六倍之多。去年，湖北省某贫困地区的学生们被要求自带课桌上课，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中国人将愤怒发泄到官员上。“这让政府蒙羞。”——新浪微博的一名网友如是写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驻中国办事处儿童社会政策处处长毕儒博( Bill Bikales) 说：“二十年前，当中国实行财政再集中政策时，他们还未真正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贫穷和富裕地区的社会服务领域会出现巨大鸿沟。”
为了应对城市化导致的农村儿童减少，国家提倡合并农村学校，而这使得农村学校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关闭的学校多过日益减少的入学数量。杨东平说，1997年，中国有630,000所小学，2011年降至254,000所，而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则在上升。平均说来，现在的农村小学离学生家有五公里以上，孩子们不得不在危险的乡间小道上长途跋涉。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中国项目协调员廖冉(音译,Liao Ran)说，农村家庭每年花费近2,000元在教育上，一部分包括上涨的交通费用或寄宿学生的住宿费。为了让座位接近讲台，家长每月还要支付300元。杨东平称，几年前，低龄学生几乎都会去学校上学，但如今每年有近900,000的六至八岁儿童退学。

  
据估计，中国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儿童有两千万，而他们正面临着各种挑战。由于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口，从而无法让孩子进入城市学校，他们只好将孩子送至教学质量更差的私立学校。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必须回到家乡上高中以及参加高考。
占海特（音译，Zhan Haite）今年十五岁，父母从相对贫困的江西省来到广东珠海打工时生下了她。张海特五岁时随家人到了上海，如今她的父亲以安装手机为业。在城市读了小学和初中后，她不被允许进入高中，因为她的户籍仍在江西。去年，她发起了网络活动，呼吁改变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限制，并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农民工孩子必须去农村学习，我希望能结束这个悲剧。”
“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加强体制规划，协调各方利益，稳步、有序前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尹后庆在邮件中写到，“我们必须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利益，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即便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为了进入所谓的重点学校，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五十年代，政府官员把资源重点分配给这些学校，以培养能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的专业人才。尽管1986年的法律已要求杜绝精英主义，杨东平说，父母们支付中介费，为学校赞助200,000到800,000元，以求进入最吃香的院系。“教育腐败已经十分猖獗了，”透明国际的廖冉说。
“在中国，你本能够享受免费教育。但在每个好学校，所有学生都来自家底厚、人脉广的家庭，”郭静说，她今年38岁，在08年的时候费力让女儿进入了重点学校，“好的人脉关系全靠花钱。”她付给中间人20,000元以得到北京重点学校——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名额，但在中间人额外索要10,000的时候，她犹豫了。她的女儿11岁，现在在一所名气相对小的学校念书。“我们不接受这类采访。你应该跟市教委谈，”记者拨通了中关村小学的电话，该校的员工如是回答，并拒绝透露姓名。直至《彭博商业周刊》截稿，市教委并未就传真过去的问题作出回应。
中国政府常宣称要取缔强制收费。北京声明称，截至2020年，学前教育将在中国普及，90%的年轻人能进入高中。“我的梦想就是确保我们能因材施教，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年轻人都成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三月政府会议中如是说。在梦想实现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