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忆陶勇：他本可以做更大贡献 却被坏人谋杀了 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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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粟裕说：本来，陶勇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为海军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却被坏人以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许多熟悉他的战友，想起来就感到悲愤而特别的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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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原载于《人民日报》1983.09.29，作者：粟裕 叶飞 钟期光 王必成，原题：忆战将陶勇
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16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1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1929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1939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3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憾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41年2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著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他能够灵活运用我军传统的战略战术，又能够不拘陈式，创造新的打法。他善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打游击战他善于隐蔽行动，出敌不意，来去自如，速战速决；打运动战，他善于高度机动，勇猛穿插，寻找战机，连续作战，干净利索地夺取胜利。我军善于夜战，攻击敌占城堡，一般都在夜间。有一次他指挥的部队夜间攻城，没有得手，团长正要把部队撤回来，第二夜再攻。他对团长说：“白天隐蔽在城下，会有伤亡，但是现在天已亮了，从城下经过开阔地撤回来，也会有伤亡，晚上还要通过开阔地再攻，加起来伤亡更大。不如就地隐蔽，等天晚了，就地发起攻击。”果然当晚攻击立即奏效。另一次敌军自以为掌握了我军规律，夜晚防守严密，白天睡觉，他就索性于白天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该城。
鲁南战役中，陶勇同志的部队担负攻打枣庄的任务。当时这支部队对城市攻坚还缺乏经验，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爆破，进展不快。陶勇同志积极向兄弟部队学习，认真组织战场练兵，使部队迅速掌握了攻坚爆破的战术、技术，胜利地完成了攻克枣庄的任务。
他关注战争的全局，清楚地了解自己担负的任务对战争形势的影响，自觉地把上级的命令转化成指战员们坚不可摧的决心。1947年夏，为了打破敌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同志奉命率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与兄弟部队第一纵队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敌急调7个整编师12万之众对我围追堵截。当时部队因进入新区，供应极端困难，以野菜、南瓜充饥，还经常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遍地泥泞，部队有时竟日在水深齐腰的泛滥区行军作战，有时接连几天在没膝的泥沙中跋涉，鞋袜走破了，背包霉坏了，双脚溃烂了。看着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作战，性格刚强的陶勇同志也心痛得流下了热泪。在强敌当前，处境险峻的情况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干部带头，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争先仿行，都把自己的鞋袜、粮食送到连队，把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团营干部分别下到连队，他亲自抬着担架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和一纵队领导同志一起带领部队忽南忽北，时西时东，打打走走，拖着敌军12万人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滦河、泗水，与第三、八、十纵队会师，跨过运河，最后甩掉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陶勇同志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1940年6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十三个团及保安三旅，对我挺纵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陈毅同志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200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陶勇同志用手量了一下地图，很果断地说：“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旋即下令：“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尽速赶到！”
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是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他说：“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部队遭到了日军袭击，三营长郭明生同志牺牲了，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他说：“不行，赶往郭村要紧！”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
解放战争中的诸战役，差不多都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他从不打滑头仗，愿意拣硬骨头啃，争挑重担子，在战役进展的重要关头，出大力，吃大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勇同志打仗，不叫困难，不怕伤亡，为了全局的胜利，勇于承担本部队的最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同志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传统的战斗作风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而且越战越强。这是他杰出的带兵艺术的表现，也是他的坚强党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