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佛国普陀山 佛国, 普陀山, 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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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僧尼生活 每天早上三点四十分，普陀山全山各寺院都会响起急促的敲板声。众僧闻声起床。接着，108下晨钟敲起，伴着钟声，众僧鱼贯进入大殿，上香礼佛后，依次诵经。早课约一个半小时，于天未明时结束。五点半开始过堂。普陀山僧众每天吃三顿饭，闻钟用斋。用斋时务必端肃恭谨，不得浪费。这也是僧人的日常修为。 吃完晚饭后，僧人们就开始做晚课。晚课于黄昏时举行，仪式与早课相同，但念诵的经文不同。
早课与晚课是丛林必修定课，为山僧每日必持，除去生病和有其他事务事先告假外，一律不得缺席。我国丛林课诵制度始于东晋，宋明以来寺院中普遍奉行。因为把祈求功德寓于念诵仪轨的定课之中，故名功课。做功课是一个出家人一天最重要的事。也是一个清规严格的寺院每天最重要的法务活动。等到暮鼓击响的时候，出家人就应该休息了。这就是普陀山出家人的一天。
僧人是佛教三宝之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代表着佛教的庄严，而且代表着人类在道德实践上所达到的纯粹清净的境界。
佛教是禁欲的，但僧人也是人，他虽然出世，但是不离入世；寺庙是佛门净地，但僧团也自成一个小社会。为了维持佛门清净，圣教庄严，就必须建立丛林规则。使庙像庙，僧像僧。佛教对僧人的管理，称之为清规戒律。清末制定的《普陀山僧伽日用轨范》，向来为全山寺院所推崇。它规定了僧人不得具有的六十六种言行，包括“不得破根本大戒”、“不得不孝顺父母”、“不得习近女人”、“不得着艳丽衣服”、“不得无故在外闲游”、“不得破口相骂”、“不得装模做样”、“不得挑唆斗争”、“不得受辱不忍”、“不得戏笑过度”、“不得大胆生事”、“不得妄议时政”等等，等等。若有违犯，轻则罚，重则驱逐出寺院。
制定这些清规，就是要通过束身来达到束心的目的，使僧人尚戒德，甘淡薄；安贫乐道，寂静纯一；去私摈邪，奉公守法；柔和忍辱，慎事敬人；威严端肃，耿直不阿；安分小心，无得妄为；勤修行业，无怠无荒。
这些清规戒律，对于僧人而言，为菩提之根本，作涅槃之基础；对于寺院而言，可以保证比丘和合，佛门清净；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可以树立一个遵纪守法的典范，使世运迁流，群钦法治。因此，僧人的修行，不仅是自利，而且是利他，利国，利民。
2、洛迦山圆觉塔
位于洛迦山的圆觉塔，建于1987年，依山面海，绿荫掩映。
第一层有48个孔，内藏普陀山高僧大德的灵骨；
第二层刻有《妙善和尚自传》和《塔铭》。《塔铭》中说：“洛迦在圣境，大士所居处；始自慧锷祖，建院不肯去；洎乎歇禅师，感化诸渔民；成清净道场，兴废各有时；潮公中兴后，经十年动乱；今复建灵塔，圣迹永留传。”
   三层八面的圆觉塔，是一座纪念碑，记载了普陀山佛教发展的历史，特别纪念了那些对普陀山佛教兴盛和中兴起过重要作用的高僧。
   3、普陀山佛教兴衰史
   普陀山自从有了不肯去观音而成为观音大士居处的圣境，使得普陀山在佛教界的地位空前提升，再加上普陀山扼守莲花洋国际水道，出入中国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大多由此水道经过，就使得普陀山在唐代便成了国际性的佛教圣地。   
北宋、南宋时期的中国，西北一直不得安宁，但东南却稳定繁华。普陀山佛教的真正大盛，是在两宋。海波宁静，带来了普陀山的香火旺盛。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真歇禅师浮海至普陀，筑庵于宝陀寺后山，并把自己修行的地方题名为：“海岸孤绝处”。自从真歇上山，全国各地的禅林英秀纷至依附，其中著名的高僧有编纂《五灯会元》的普济。《五灯会元》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禅宗语要，具在《五灯》”。元明以来士大夫之好谈禅悦者，无不家有其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五灯会元》对中国文人心灵的塑造起到了难以估价的作用。它所记述的禅宗各派1200多位大德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说话方式，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元代，普陀山佛教继续兴盛。现在是普陀山镇山之宝的多宝塔就是在元代建造的，由苏州的太湖石雕凿而成。它是普陀山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了。
  普陀山的高僧往往被元朝皇帝指派为国家使节出使日本。一山一宁出使日本，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日邦交。他在日本创立了“一山派禅学”，圆寂后被日皇谥为“国师”。
  从明代开始，中国海疆不靖。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率部窃据舟山群岛。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平之，住居人民，尽行起遣，明代海禁，由此发端。
  方国珍被剿灭后，倭寇为乱，而普陀山扼守中日海道，山环土沃，巉岩汹涌，四面汪洋，屯据则易，攻剿为难，一时间成为海盗倭寇盘踞的巢穴。昔日远离战乱的海天佛国清净乐土，一下子变成了对中国海疆安全威胁极大的要害之地。普陀山因此被称为“浙东第一门户”，成为抗倭战争最前线。
  在明代海禁政策的影响下，普陀山佛教受到全面殃及，寺庙焚毁，僧众遣散。但是也有不少僧人不顾禁令，冒险犯难，偷偷上岛修建蓬庵。到了明代末年，山上寺庵重新恢复到200多处。
普陀山佛教在明末的短暂复兴，吸引来不少文人学士，其中就有诗人屠隆和书画家董其昌。来到普陀山的文人学士，都喜欢住在白华庵。白华庵背靠绿树葱茏的白华山，面对碧波粼粼的莲花洋，景致极佳，环境清幽。周围古木撑云，号为普陀山的精庐之冠。
  但是，明末普陀山佛教兴盛的好景不长。到了清初，由于荷兰海盗和台湾郑氏政权的威胁，清朝又行海禁迁界的政策，普陀山佛教再遭劫难，又一次衰败。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海禁取消。僧众归山。普陀山佛教才再一次恢复元气并进入全盛时期。这个全盛时期正好与康乾盛世同步。
  4、康熙与普陀山
  康熙是普陀山最大的施主，是普陀山佛教复兴的主要推动者和赞助者。可以说，康熙对普陀山佛教是皇恩浩荡。康熙虽然没有到过普陀山，但他一生中六下江南，有四次皇恩眷顾普陀。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康熙三十八年南巡，传旨全国，说普陀山乃朝廷香火之地。除自己带头捐金鼎建普陀山寺，还号召天下臣民共种福地，捐钱捐物，齐心协力完成普陀山所有未完之工程。
  康熙还亲笔御书“普济群灵”、“潮音洞”、“梵音洞”、“天花法雨”四幅匾额赐予普陀山，并改普陀禅寺为“普济禅寺”，改镇海禅寺为“法雨禅寺”。普陀山前后两大寺的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为了表示其对普陀山佛教复兴事业的高度关怀，并加快普陀山寺院重建工程的速度，康熙下旨把南京的明代故宫拆运到普陀山，用其砖瓦木材修复普济寺和法雨寺。
  5、雍正与普陀山
  普陀山最大规模的重兴工程，是在雍正九年至十一年，用三年时间，发帑金七万两，广集工匠2000余人，由浙闽总督和苏州巡抚亲自督导，凿山铺路，对所有殿宇和设施“旧者新之，缺者补之”，普陀山寺院由此甲于江南。
   雍正还亲赐普济寺和法雨寺汉白玉御碑各一座，并建御碑亭于前后两寺。雍正对普陀山的浩荡龙恩，很可能是一种报答。众所周知，雍正是以皇四子的身份在九子夺嫡的残酷斗争中继承皇位的。康熙五十八年，震六源法禅师接任普济寺住持，在例行的升座说法时，他第一瓣香恭祝今上皇帝康熙圣寿无疆，第二瓣香在诸皇子中单祝皇四子雍亲王，暗示他会承绪大统，继承王位。第三瓣香又用隐语暗示在九子夺嫡斗争中，皇四子必胜，而其它皇子必败。此时距康熙驾崩尚有两年，九子夺嫡愈演愈烈，到底谁能胜出并不明朗。一个远居海岛的和尚何以能够预知必定是皇四子雍亲王胜出继位呢？难道在雍亲王的夺嫡过程中，普陀山的佛教僧侣们也助了一臂之力吗？这恐怕同普陀山历史上的许多秘密一样，已经无从查证了。
  6、 法雨寺九龙殿《二十四孝》浮雕
  法雨寺九龙殿前的月台，有二十四块青石栏板，是明代刻的二十四孝故事浮雕。二十四孝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人知，是中华民族敬老养亲的传统美德的生动写照。当年建造法雨寺的高僧，一定是想“以孝言慈”，把儒家的孝道同佛教的慈悲融合起来，然后鼓励信徒把对父母的孝道扩及到一切众生，从而达到佛教徒的最高境界：生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人人都做观世音。
  7、印光大师与普陀山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曾引起儒家士大夫的强烈抵制，认为出家为不孝，出世为不忠。历代高僧为了弥合儒家同佛教的冲突，做了许多融合儒佛教义的工作。在普陀山法雨寺修持了37年的一代高僧印光大师，就是一位致力于弘扬净土宗并融合儒佛的大德。法雨寺的印光大师纪念堂正在翻修，这里曾经是印光大师静修的地方。印光大师“以孝言慈，以戒为孝”，他把儒家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孝遍及到四生六道，扩及到无始无终。他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而且，按照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是无始无终轮回的，所以我只能认为六道众生都可能是我的父母。“杀而食之，即杀我父母。”印光大师特别看重人的本义。他说“人之德能，大端有四。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忍也；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人者，任也；力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歉缺，故名为人。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人之义，大矣哉！”印光大师把儒家对孝的定义、对人的定义，从范围和时间上都进行了扩充，使其从一种相对的有限的伦理责任变成为一种绝对的无限的宗教信仰。持戒就是持孝，成佛就是****。印光大师在普陀山的证悟，从佛教义理的根本上，完成了中国佛教向人本主义的复归。
  事实上，普陀山就是一处将佛教从虚无缥缈的来世引向人间的圣地。近代高倡“人间佛教”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就是在普陀山闭关时悟到佛教必须走向人间才能光大复兴这一道理的。他有这样四句诗：“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的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大师，继承太虚遗志，一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这些闪烁着人本主义光芒的佛教改革新思想之所以能在普陀山产生，是不是与观世音这位最具有人情味，且与娑婆众生因缘特深的菩萨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