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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未来

消费未来  二战后不断出现的经济奇迹、全球经济、政治的广泛融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广阔市场,在现代信息和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科技的迅速进步和社会的安定所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生活的日益改善培养了一种对我们所处时代的高度乐观情绪。这种情绪,纵使经历数次危机的冲击,也还是豪无迟疑地在全球流行和传播开来。乐观情绪坚信勤奋工作,获取财富,不受限制地享乐就是人生目标。生命被视为一种需要被计划和消费掉的资产。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现代人的购物清单似乎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变得无所不包。  
    在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口号下,消费代表人类至高的权利。在法律、习俗所允许的范围内,欲望的满足被深信为人性的正当要求,是获得自我健康的前提。因为他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满足,他人道而且阳光。近几十年来,这种表现为消费的西方享乐主义通过战争、经济示范作用和文化的渗透在全球范围内横扫一切形式的禁欲主义和自我节制的信仰。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宣布西方的生活哲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呢? 直至危机发生前,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1990年为87.22%,到2000年超过收入,为107.89%。整体来看,普遍家庭入不敷出。2006年前后,居民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73%。
    在罗马帝国后期、17和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记录了当时的富裕阶层是如何挥霍享乐的。两百年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民主、民族国家的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确立等等,使普通人也获得了充分享乐的权利。近代的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个人主义将人从独裁、宗教和严格的道德条令中解脱出来,给予人争取现世幸福以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世俗地位。政治自由主义、性自由、女权运动、种族解放运动过程中,个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追求最大的个人成功和享乐受到空前的鼓励和赞扬。享乐似的消费不再是一种代表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大家都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
    1913年经济危机,1929~1933经济危机, 1971~1973年经济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泡沫,直到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居间派一直忙于辩论经济危机到底是发端于货币金融因素,还是归罪于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抑或两者都是。二十世纪之始到二战之前,各国人民普遍生活困难。德国由于是战败国,国穷而民苦;日本由于奉行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节俭度日成为美德;英国和法国等战胜国受战争的打击而经济疲弱。如果说20世纪上叶的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民贫困,消费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那么从60~70年代以后,经济危机的性质已经不同以往。消费本身理应被更深刻地加以检讨和分析。由于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社会福利的增加和投资平民化,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增长,更多的人积累了远较其前辈多得多的可支配收入。
    为现代消费观推波助澜的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宣传网络。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户外广告、推广活动、杂志、宣传手册等尽一切可能向我们推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消费习惯。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但我们是被海洋的潮流所驱使,而非为我们所以为的是信息的主宰。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事实。100多年前,马克思痛惜人类的异化现象,而现代的人类已经不再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依赖他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给他带来巨大的生活便利。
   “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1]拥有财富,社会中的人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而进入21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享乐主义的消费本身,不寻求调整自己与经济和财富变动的关系,而是一如既往地扩张。消费是一种权利,却不承担对等的责任。如果说他有责任,那么她的责任就是消费得更多。享乐主义所要求的财富积累和实体经济能力之间不断出现背离。五花八门的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黄金、石油、房地产,在财富竞赛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近数十年来,我们不乏财富神话,也同样不乏泡沫崩溃的惊险记忆,楼市和股市泡沫的悲喜剧在日本有之、香港有之、台湾有之,中国亦有之。马克思说:金融不产生价值。他老人家错了吗?
    金融体系倒底创造多少财富是一个大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和调制出巨额的资本,他的风险抵押品却主要是社会和国家,而所获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却流入银行和各类投资机构的腰包。如此,便不难理解金融投资机构内在的扩大信贷款和追逐风险的冲动。重复抵押她并不具有的信誉,创造和包装越来越大的风险,无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是金融机构最本质的生存法则。随着产业资本的日益萎缩,世界经济越来越为银行和投资机构所左右。实体经济虽是基础,但他却变成俄罗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个。
    警惕金融资本的投机本性和他的制造财富泡沫的强大能力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必不可少。16~17世纪银行在欧洲产生,并成功塑造了第一个建立于其上的世界霸权国家-荷兰。银行的出现加快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原来这种只为少数富人才能够使用的生财手段,如今,也能够为大众所使用。金融杠杆的天才构想不断更大规模地被复制到当代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他们通过投资和鼓励消费创造出不真实的太平乐土。而他与生俱来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一直被人有意无意地淡化和混淆。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风险退入阴暗的背景之中。信贷倍数不断放大,个人和企业获得他并不具备,也没有十足能力驾驭的财富,而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将未来抵押到银行的保险柜中。经济和金融天才们确实制造出了阿拉丁神灯,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可以使我们富可敌国。我们真的可以心想事成了? 2001年的网络泡沫和如今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答案。两个危机时隔6年,看似非常不同,而本质上并无差别。唯一的不同是:这帮IT小子和风投冒险家们玩得太过火了。但是,无论怎样讲,金融创新的点石成金的魔力还是让人世人惊叹不已。
    “人具有超人的力量,却没有超人的理智。”英国的神学家、医生、哲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施韦策尔(1975~1965)早在上世纪初就发出了这种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了,世界变化了,而我们却依然故我。人类世代所努力的终极目的是要使人类幸福和快乐。我们自信有能力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但看起来似乎没有能力和信心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幸福。
    人类社会无节制的欲望膨胀和消费过度的危害并不是在今天才暴露出来。“最近几十年来,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困境而受到了挑战。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同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过度掠夺和破坏。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2]能够远离灾难和不幸也就近似于幸福和快乐。要达到这个目的,世界要有一个更均衡的发展观,社会要能够容忍和鼓励更多样的生活方式,而个人更需要发展出强大的自我和理性。
    当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证明,建立在不受压抑的个人欲望和自利基础上的当代经济社会,其困难是无法自行解决的。此次危机如果能够使所有国家、社会和个人普遍意识到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作用,从而为人类幸福和发展开辟出新的可能性,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适得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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