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的生态意识为什么总是慢半拍? 中国, 官员, 生态, 意识

狼图腾

这个周末参加了“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发起人是多少有些官方背景的“绿色义士”。这是笔者近日来连续参加的第二个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学术会议，而这个研究会也已经至少是山东省的第二家省级生态文明研究团体。笔者虽然并不感兴趣于中国环境民间组织的官方或官办化地位，但也已深深体会到真正的民间组织或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之艰难，更何况，如果大家确实是着眼于生态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与萌生，又何必在乎彼此地位的贵贱尊卑呢？但笔者一个有趣的“发现”则是，我们的离任或退居二线官员拥有强烈的生态意识。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官员的生态意识为什么总是慢半拍呢？

  笔者清楚地记得，在2007年底的“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山东省委的一位前副书记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其主题是“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的思路与出路。其他的细节不必重复，长期担任省市领导的经历使他拥有大量的触目惊心的实例与数据，来说明山东省长期以来高速经济增长所伴随的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即将面临的进一步的生态环境压力。而且，他会后亲笔题写的“还我青山绿水”的条幅更是充满了一名绿色斗士般的壮烈激情。笔者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对我们省级主要领导所拥有的强烈生态意识，感到由衷的钦佩与信服，但随后一想就有些泄气和感慨，他毕竟已是一名退居二线的领导：这意味着，他已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其真实的想法，但却更多是在一种像我们一样的公民视角上。换句话说，他之所以敢于大胆谏言，因为他已经不是一名官员。

  昨天，我们再次聆听了山东省的一位前副省长发表的、主题与语气非常类似的另一个重要报告，从国际气候变化到济南市的城市环境问题，声情并茂，意味深长——我们不仅要偿还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欠下的生态债务，而且要更多从同一个地球角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作为一名长期主管济南市工作的省级主要领导能拥有如此的高度与视野，应该说已经很不容易，我们理应感到欣慰与庆幸，但转念一想问题依然存在，他的身份也是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也就是说，他的言论的确更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但却是作为一个老同志、甚至普通公民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一名副省长的想法。

  笔者无意于批评这两位领导同志的“马后炮”式的绿色言论，但问题确实存在，即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只有在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才能显示出其强烈的“绿色意识”呢？答案有两个：一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在任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离任后认识与理解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变化，并愿意在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些贡献。二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其实早就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现实政治比如经济增长的需要使他们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去做，只有在退居二线之后才能慷慨陈辞一番。客观地说，这两个答案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但笔者担心更多的还是后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官员在位时都或多或少受制于一种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逻辑：经济增长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带来社会与文化发展，甚至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它可以带来人民群众物质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自然会拥护；它可以带来看得见的官员政绩与业绩，上级领导自然也会喜欢。在这种信念与逻辑之下，官员似乎都别无选择地偏爱经济发展、偏爱经济增长，认为所有现实难题的答案都存在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那么，生态文明又从何谈起呢？归根结底，生态文明源于人类现代工业文明（特别是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形式）扩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导致的一种历史性裂变或抉择，其核心问题是主动承认和顺应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性限制，一个区域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如此，整个地球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既超越了东西方的政治分野（现当代意义上的），也超越了人类已有的文明类型和样式划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儒学文明），是人类重新寻求在自然界中生存的适宜方式的长远性努力。因而，我们要慎言中国已经提出甚至建成了“生态文明”的政治空话，更不要急于制定哪一年将实现“生态文明”的臆想步骤，但是，这并排斥我们应当拥有一个足够高的理论与政治高度。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像其他先进性理念的传播与制度化一样，我们不能指望深入学习某位领导的重要讲话和某些资本家的慷慨解囊就能迈入生态文明社会的门槛，“和谐”应该是一个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表征，但通往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绝不可能只是和谐与和气，而是必须包涵着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较量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比如像当下正处于进行时的大规模经济萎缩。就此而言，即使再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未必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的真心倡导者，除非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与民众推动。对此，我们这些生态文明话语与社会的构建者（真实的或自称的）应该有充分的意识与警惕，才能真正做到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