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我的心灵小史 心灵

小猪

１９７４年的春天是郁闷的。起码我是。那时还不兴郁闷这个说法，叫苦恼。苦恼不是病，病可以吃药。苦恼是一坨情绪的结石，堵在心里，化不开，也吐不掉，你说能不郁闷么？

    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郁闷，偏偏被我赶上了。

    高中毕业那天，一场乱雪潦草地送走了我的学生时代。到了下午，领到毕业证的同学陆续都走了，空荡荡的校园里，除了雪和我，就是一群麻雀。麻雀不会懂得一个农村青年的苦恼，呼啦飞过去，呼啦飞过来，就像藕塘镇上那几个吃商品粮的男女同学。

    我知道自己这一走，恐怕连只麻雀也不如了。麻雀可以住在校园里，继续它们的歌唱，早晚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而我呢？据说家里已经提前为我准备好了锄头、扁担和镰刀，生产队也给我评定了标准工分，父母甚至连婚事也开始为我张罗了。

    舍此，我别无选择。

    那个下午多么漫长！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又能够寻找到什么。假如有栏杆，差不多也该拍遍了。乱雪不肯把我迷惘的脚印保存下来，印上去即被抹掉，它毋须记住一个注定要在泥土里讨生活的青年。是的，高考的路已经贴上了封条，只有通向土地的门向我敞开着，它就像天体那巨大的“黑洞”，不管你愿不愿意，最后都得进去。

    然后是彻底消失。　

                                          二

    过年是应该高兴的。

    离村庄老远我就听见刀与砧板纵情地歌唱，烟囱突突冒着一股股浓烟，好像总算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通红的灶火正以其少见的浓墨重彩，改写着平日里那一副副沧桑面孔的表情。

    对于我的归来，家中的那只黑眼圈黄狗只抬头睃了我一眼，连尾巴也懒得摇一下。父亲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惊喜，继续编织他的柳筐。这也难怪，三天年一过，我得往地里送肥，家中只有两副柳筐，他得赶在年内为我备齐劳动工具。土里刨食的人，能为儿女做的，也莫过如此了。

    春风刮过三遍，春雨润了三遍，农事就上手了。就在我死心踏地准备把一生都交给土地时，辗转吹来一股风，上面要在村里设一个片区民办教学点，需要挑选一名教师。当时村里有七八个高中毕业生，只一个名额，争还是不争呢？本分的父亲说，争啥，争也是白搭。母亲不服气，悄悄从木箱里翻出一块蓝士林布料，叫我拿着去找负责政审的大队民兵营长。我看着粗布衣服上缀满补丁的母亲，心里着实有些不忍，一时迟疑不决，结果硬是被母亲推出了家门。

    那是我第一次求人，心里充满惶恐和耻辱，好在有浓密的夜色遮掩，总算成全了我的冒险之旅。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使我终生难忘：营长把我递给他的那块蓝士林布料又甩给了我，冷冷地说，干革命工作不兴这一套。只此一句，便把我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我愣愣地站在那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头脑里全是空白。喷着酒气的营长于是又说，不能怪我不帮忙，咹，你政审这一关过不去，咹，只能怪你外公，咹—。说罢手一挥，像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

    那天晚上，父亲与母亲为我的事吵了一架，母亲显得很委屈，躲在厢屋里一边小声地抽泣，一边喃喃自语，他（外公）做了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连他的相貌还记不清了。打那以后，母亲像歉了我什么似的，总是一副愧疚的神情。

    不久，营长把他侄子的名单报上去了。

　　　　　　　　　　　　　　               三

    辗转吹来的那一股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把我的心给吹乱了。心不是草木，草木乱了，风一过又恢复了原态，心不行，风走远了，它还是摇晃，摇着晃着就散了，空了，像无法收拾的遍地杨花。母亲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既心疼，又无助，只有暗自叹息，默默地垂泪。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如果当时出现陈胜、吴广，我肯定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村青年，渴望“造反”。

    后来是那几本书拯救了我，王充的《论衡》，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施耐庵的《水浒》，它们几乎被我翻烂了。粗重的农活也是一剂治疗心病的良药，割麦，插秧，给庄稼撒药，锄草，汗水流得多了，心反而显得宁静了。于是，我又找到了那支久违的“佛子岭牌”钢笔，在油灯下写写画画。

    转眼到了五月，布谷鸟没天没夜地死叫。这个节气，人整天都泡在泥水里，白天插秧，晚上拔秧苗，家中两头见不着天，人们累得跟草人儿似的，风一吹就倒。一天晚上收工后，我正没精打采地往家走，这时从豆青山顶的那只喇叭里，传来了县广播站年轻女播音员那甜美的声音：现在全文播送本站通讯员许俊文采写的通讯……开始我还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但顺着播音员的声音往下听，一桩桩事情全是出自我的笔端，刹那间，我就像一块寒冰遇到了灼热的阳光，瞬间就融化了。此时，我干脆在山坡上躺下来，躺成一颗安静的露珠，也许是一株草，仰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斗，仿佛自己的灵魂已经出壳，随着那女播音员的声音走了。

    命运的转机说来就来了。因为我的那篇通讯写的是民兵的事迹，第二天，公社武装部长找到正在田间插秧的我，表扬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陪同的大队民兵营长也跟着附和，但我发现他的表情有些僵硬。

    从此，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笑容也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脸上。